凌晨三点，方岚没睡。
她把值班登记本那行字翻拍下来，放大到像素发糊，又从包里翻出妈妈那封信，逐字对着看。
“岚”字。信上的那一笔，拖出半寸，收不住。
登记本上的那一笔，一模一样。
连收笔时那点犹豫都一样。
方岚把两页纸并排放在桌上，坐了很久。然后她做了一件事，翻出三年前的火化证明。妈妈“病逝”那年，经办人签名栏，三个字。
郑培元的秘书。
她拨电话。响了四声，接通。
“我妈的死亡证明，谁签的。”
电话那头静了十秒。
“丧事是台里办的。”郑培元说，“方知微自己要求的。她说，死人才能自由走路。”
电话断了。再拨，关机。
方岚放下手机，没觉得冷，觉得荒唐。她守了三年的遗像，是假的。
——
她拿笔在纸上列了三条。
一，三个月前最后一次借带，右手字。二，贼进屋，木箱没动，只拿转录带。三，字条留在箱内，等于留给她。
三件事，一只手。一只知道她一定会查到第十一个借阅人、一定会重验笔迹的手。
妈妈在钓她。用的还是当年教她写字时那套办法，一步一个钩子，鱼要自己咬。
方岚对着纸笑了一声。笑完，鼻子发酸。
“你倒是不急。”她说，“钓了二十六年。”
第二天中午，阿夏端着电脑冲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