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王德权从法制史的角度对散官的本品地位有详细讨论，参见《唐代律令中的“散官”与“散位”——从官人的待遇谈起》，见《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1期，第39～90页。
[10] 拓本刊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701页。
[11]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40～42页。
[12] 李昂墓志，拓本刊《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第282页。
[13] 《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81，第1818页。
[14] 陶敏《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对赵骅生平已有考订（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年，第310页）。
[15] 《旧唐书》卷一八七下《赵晔传》，第4906页。
[16] 《册府元龟》卷四一三记李晟平定朱泚之乱后，“表举守节不为泚所迫胁者程镇之、刘乃、蒋沅、赵骅、薛岌等数十人”（第4914页）。或缘此赵骅被视为死于王事者，得以最终被列入《忠义传》。
[17]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六，第168页。关于刘秦生平的考证参见王楠、史睿：《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藏唐志书家丛考》，载《书法丛刊》2017年第2期，第73～74页。
[18] 毛蕾《唐代翰林学士》一书中曾对书待诏的人选与地位有简要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9～163页）。
[19] 严希庄墓志所题结衔除未书“彭城县开国男”外，余皆同。
[20] 李氏墓志、刘奉芝墓志，分见《唐代墓志汇编》天宝258、上元001，第1711、1747页。张少悌妻刘鸿墓志，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建中00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26页。
[21] 需要说明的是清乾隆编修国史时首设《贰臣传》记载降清诸臣的事迹，寓褒贬之义，唐代本无“贰臣”之说，而且时人对于忠于一姓的观念亦不如宋以后那么强调。本文使用“贰臣”一词主要为了行文方便，并不认为当时已明确将依违安史与唐廷之间的臣僚视为“贰臣”。事实上，正如下文所讨论那样，唐廷内部对如何看待及处分这群人，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22] 拓本刊《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第904～905页。
[23] 志文第四行最后一个字为“氏”字，又在第五行起首重抄了“氏”字，这一类情况在敦煌文献中不乏其例，学者一般称之为“提行添字例”。第二个重抄的字应不读，在墓志中也能发现类似的例子，如齐运通编《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收入的樊偘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62页）。整理者因不明此例误作樊偘偘墓志，据《文苑英华》卷四一四《授樊偘益州司马制》知当作“樊偘”（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099页）。
[24] 此处志文疑脱一字。
[25] 王伷墓志未及其妻姓氏，仅记“夫人故安州刺史炜之长女”，王伷子王素墓志亦发现，云“先夫人河东裴氏，定州刺史炜之子”，拓本刊《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第288页。裴炜，《文苑英华》卷四一〇收孙逖撰《授裴炜等诸州刺史制》载“前守安定郡太守裴炜等”（第2078页），《唐代墓志汇编》天宝078王同人妻裴夫民墓志记“舅炜万年县令泾州刺史”（第1587页），即其人。
[26] 裴君妻王氏墓志（按王氏系王伷之女）亦于近年在洛阳出土，后辗转入藏通州区博物馆，拓本刊北京市通州区博物馆编：《记忆——石刻篇之一》，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7页。
[27] 李彦允天宝元年被列入宗室属籍（见《唐会要》卷六五、《唐大诏令集》卷六四《许凉武昭王孙绛郡姑臧等四房子孙隶入宗正属籍敕》），先后历殿中侍御史、河南道采访使、刑部尚书等职。安史乱中，亦陷伪职，表女婿崔圆以官当赎之，免死流岭外，此事见《太平广记》卷一四八引《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9页）。李彦允的生平另参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一五“金部郎中”条下，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23页。
[28] 对于吏干型官员的讨论，参见汪篯：《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见《汪篯隋唐史论稿》，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年，第196～208页；卢建荣：《聚敛的迷思：唐代财经技术官僚雏形的出现与文化政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103～143页。
[29] 关于张介然的官职，各处记其为河南道采访使、节度使、防御使不一，按此事最原始的记录见《册府元龟》卷一二二：“玄宗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卫尉卿员外置同正员张介然为汴州刺史、河南采访节度使。”（第1457页）今从之。
[30] 关于张介然的出身及出镇河南的背景，可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18～21页。但李著未论及陈留之役。
[31] 《旧唐书》卷一〇四《封常清传》，第3209页。起兵之初，安禄山“先令将军何千年领壮士数千人，诈称献捷，以车千乘，包藏器械，先俟于河阳桥”，封常清此举扼杀了安禄山奇袭洛阳的图谋（《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4页）。另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考异》引《肃宗实录》，知《安禄山事迹》的记载出自实录，但司马光未采信此则（第6935页）。另《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将断河阳桥归功于李憕等，“东京留守李憕、中丞卢奕、采访使判官蒋清烧绝河阳桥”（第5370页）。
[32]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195页。
[33]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7～6938页。另参《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张介然传》，第4892页。
[34]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7页。
[35] 《册府元龟》卷一二二，第1457页。
[36]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30页；《新唐书》卷五《玄宗纪》，第151页。
[37] 《旧唐书》卷一四九《令狐峘传》，第4011页；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黄宝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38]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李华传》：“陷贼，伪署为凤阁舍人。”（第5047页）按凤阁之名系武后所改，李华所受伪职为中书舍人，盖亦承实录之误。
[39] 关于郭纳生平的考订参见《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第1550～1551页。
[40] 《新唐书》卷二〇二《萧颖士传》，第5769页。
[41] 《旧唐书》卷一一五《李承传》，第3379页。
[42] 《旧唐书》卷一八七下《赵晔传》，第4906页。
[43] 据墓志可知，王伷外家居于陆浑，这或许是他洛阳城破后避居于此的原因。
[44] 《旧唐书》卷一八七下《李憕传》，第4888页。
[45] 《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第5370页。
[46] 达奚珣墓志，拓本刊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唐代达奚珣夫妇墓发掘简报》，载《洛阳考古》2015年第1期，第40页。
[47] 《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3～94页。
[48] 战时文武臣僚之间的协作往往因权责不清而产生矛盾，甚至在协力坚守睢阳的张巡、许远之间亦曾见端倪，后因许远的谦退而化解。《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远谓巡曰：‘远懦，不习兵，公智勇兼济；远请为公守，公请为远战。’自是之后，远但调军粮，修战具，居中应接而已，战斗筹划一出于巡。”（第7016～7017页）
[49] 《旧唐书》卷九九《萧华传》，第3095页。
[50] 《唐会要》卷四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0页；《新唐书》卷一九一《李彭传》，第5512～5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