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四章“755年之后的文化危机”，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8～185页；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第2～5页。
[250] 关于“忠”概念的产生与早期影响，可参见佐藤将之：《中国古代的“忠”论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另参王子今：《“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通论性的著作中，对于历代“忠”的观念的传布影响皆有述及，唯魏晋南北朝着墨甚少。
[251] 这种“忠”的义务的绝对化，背后的思想背景尚有待廓清。若从社会史层面考虑，或许值得抉出的线索是唐代仍保有身份制社会的遗泽，门荫依然是官僚家族维系的重要保障，因此仕宦仍与门第有关。宋以后平民兴起，故标举道德主义，“内圣”渐变为“治国平天下”的资格，官僚“忠”的道德义务因此得到强化甚至被苛求。
[252] 参见温海清：《文天祥之死与元对故宋问题处置之相关史事释证》，载《文史》2015年第1辑，第73～102页。
[253] 韩愈：《猫相乳说》，《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427页。
[254] 如果以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来解说的话，在探究官僚与皇权的关系时，到底是将皇帝视为官僚层级中的顶端，还是认为皇帝本身超越于官僚之上，意义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前者的话，皇帝与官僚之间的关系仍具有一定的制衡性，后者则导向皇帝对官僚只有权利而无须承担义务。“忠”这一观念的强化，无疑为宋以后皇权的膨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