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此即陈寅恪自己所言“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5页）。
[16]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61～271页。
[17] 李鸿宾：《安史之乱反映的蕃族问题》，见《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20～140页；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78～87页。
[18] 毛汉光：《论安史乱后河北地区之社会与文化——举在籍大士族为例》，见《晚唐的社会与文化》，第99～111页。
[19] 廖幼华：《中古时期河北地区胡汉民族线之演变》，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
[20] 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123～181页。
[21] 《太平广记》卷四五〇引《广异记》，第3678页。
[22]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第1527页。
[23] 方积六在《唐代河朔三镇“胡化”说辨析》一文中已经注意到部落兵离散的重要性（《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438～439页）。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对安禄山军队中蕃部构成及离散过程有详细的讨论（第261～296页）。而作为平叛主力的西北藩镇，初期也辖有大量的蕃部，如哥舒翰守潼关时，“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剌、颉、跌、朱耶、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陁、蓬子、处蜜、吐谷浑、恩结等一十三部落”（《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7页）；关于朔方军的构成可参见王永兴《论唐朔方军》，（《陈门问学丛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2～421页。而近年利用石刻资料的个案研究皆证实了在乱中蕃部渐被打散的情况，可参读荣新江对河西铁勒的研究（《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1～304页）；沈琛对吐蕃论氏的讨论（《入唐吐蕃论氏家族新探——以〈论惟贞墓志〉为中心》，载《文史》2017年第3辑，第81～101页）；仇鹿鸣对吐谷浑慕容氏的分析（《读吐谷浑、吐蕃入唐家族碑志丛札》，见《纪念西安碑林930周年华诞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第208～217页）。陈寅恪早就指出“蕃将之所以被视为重要者，在其部落之组织及骑射之技术”（《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01页）。而在部落形态瓦解后，如何来认识蕃将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4] 少数个案如赵振华据曹太聪墓志，认为志主之父曹法真所任舍府刺史是保持了部落形态的羁縻府（《唐代易州一个汉化的突厥化粟特裔部落——〈高阳军马军十将曹太聪墓志〉研究》，见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685～697页）。按赵文仍存两个疑问，志文中所谓舍利府中的“利”字乃作者所补，无其他凭据，此外曹太聪本人仅为高阳军马军十将，未袭羁縻府刺史之职。
[25] 如荣新江曾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唐前期六胡州的部落形态及所需的农牧环境有所讨论（《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的畜牧生活形态——2007年西北农牧交错地带城址与环境考察纪略》，见《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64～78页）。
[26] 例如据论博言及妻刘氏墓志可知，论博言作为论惟贞之孙，安史乱后，随着原有部落形式的离散，晚唐移居幽州，仕至檀州刺史、威武军使，并与当地军将家族通婚（《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41～142页。）另参见沈琛：《入唐吐蕃论氏家族新探——以〈论惟贞墓志〉为中心》，载《文史》2017年第3辑，第98～100页。
[27] 张国刚《唐代的蕃部与蕃兵》一文指出尽管也有直接征发蕃兵的情况，但大多数情况下，唐廷征调的是缘边军州管押的蕃部（《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93～112页）。因此在安史乱中，对双方军队构成的描述习用“蕃汉”一词，如“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蕃、汉之兵十余万，自幽州南向诣阙”，“朔方节度郭子仪以朔方蕃、汉二万人自土门而至常山”等，可知当时蕃军出自附塞部落，故仍独立编组成军，而安史乱后的河朔三镇中反而看不到这样的现象，“蕃汉”一词出现的频率也大为降低。少量的案例也出自边州，如奉天定难，盐州刺史戴休颜以所部蕃汉三千人号泣赴难。
[28] 苏航：《唐后期河东北部的铁勒势力——从鸡田州的变迁说起》，见《唐研究》第1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1～278页；山下將司：《唐の“元和中興”におけるテュルク軍團》，《東洋史研究》72卷4号，第553～557页；西村陽子：《唐後半華北諸藩鎭の鐵勒集團：沙陀系王朝成立の背景》，《東洋史研究》74卷4号，第678～715页。
[29] 唐代前期曾多次尝试迁胡族于内地，如张说平定康愿子之乱后，开元十年九月“诏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84页）。但不久之后，这些不乐居于南方的六州胡便陆续逃归，显示出部落化的胡人无法适应农业地带的生活，进而提示我们定居南部的胡人无论是居住形态还是生活习惯恐怕是更为汉化的。另这一事件留给当地的最重要的历史记忆或是关于安禄山出生在邓州的传说（参见范摅撰、唐雯校笺：《云溪友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5页）。除此之外，学者已指出粟特人因商业或信仰的缘故在城市中也会维持部落或半部落的形态，并不完全依赖游牧这一外部环境，但即使在敦煌这样的边州，城市内部落化的胡人从长远来看，依旧会逐渐汉化（参见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见《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67页）。
[30]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或谓滔曰：‘武俊善野战，不可当其锋。’”（第7431页）。
[31] 相对而言更南边的魏博，则以步兵见长，如田承嗣曾语李宝臣曰，“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反映出不同的构造（《资治通鉴》卷二二五，第7231页）。
[32] 《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第3866页。
[33] 《旧五代史》卷五六《周德威传》，第870页。按成德军事特点前后期的转变，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98～313页。
[34] 早期的成德节度使，如出身契丹的王武俊则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明确的自觉，如自云“仆虏将，尚知存抚百姓”，“虏性直，不欲曲在己”（《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武俊传》，第3874页）。而当时人亦目之为夷狄，贾林曾游说王武俊：“公异邦豪英，不应谋中夏。”（《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第5953～5954页）按“异邦”，《旧唐书》作“冀邦”。
[35] 《旧五代史》卷五四《王镕传》，第843页。
[36] 《太平广记》卷二〇〇引《罗昭威传》，第1507～1508页。按“昭”疑系“绍”之讹，从文字来看，《太平广记》所引当是罗绍威的实录本传。
[37] 权德舆：《唐故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番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赠太师刘公墓志铭并序》，见《权德舆诗文集》，第319页。
[38]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32，第1060页。
[39] 《旧五代史》卷六〇《王缄传》：“缄博学善属文，燕蓟多文士，缄后生，未知名。”（第934页）
[40] 关于这一研究方法的弊端，可参读钟焓对森部丰的批评（《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从森部丰看日本粟特研究的新动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65～368页）。
[41] 较具综合性的评述可参读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89～151页。
[42]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43] 唐长孺：《跋唐天宝七载封北岳恒山安天王铭》，见《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5～297页。
[44] 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见《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88～100页。
[45] 赵振华：《唐代少府监郑岩及其粟特人祖先》，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5期，第69～76页。
[46] 事实上，由于现代学者掌握了较为充分的史料，并不断运用各种手段排比考证，某种程度上可能比古人自己更了解其先世及族属。如唐人李守素精通谱牒之学，时有“肉谱”之誉（《新唐书》卷一〇二《李守素传》，第3978页）。而现代学者援据传世文献及大量出土墓志，对各士族谱系的掌握恐怕并不逊于李守素之辈，因此可以轻易地发现古人撰写墓志中世系排列的错误。
[48] 《旧五代史》卷二九《唐庄宗纪》，第461页。
[49] 《五代会要》卷二，第29～30页。
[50] 《五代会要》卷二，第30页。
[51] 关于此点，笔者将另撰文讨论，以下仅举一细节。后唐立国后曾纂修功臣列传，此书便是《通鉴考异》引述过多次的《唐庄宗功臣列传》，功臣传原列92人，入传的标准便是是否曾参与中兴之业。长兴四年正月史馆奏：“其间亦有不是中兴以来功臣，但据姓名，便且分配修撰。将求允当，须在品量。其间若实是功臣，中兴社稷者，须校其功勋大小，德业轻重，次第纂修，排列先后。今请应不是中兴以来功臣，泛将行状送馆者，若其间事有与正史实录列传内事相连络者，则请令附在纪传内。”（《五代会要》卷十八，第303页）则后唐将一般臣僚传记编存实录，而特别将预中兴之业者另编次功臣传加以表彰，透露出其塑造“中兴”形象的政治目的。
[52] 类似的例子能找到不少，如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庚子，幸白司马陂，祭突厥神，从北俗之礼也”，十一月，“帝祭蕃神于郊外”，举行的频率可能也不低（《旧五代史》卷三八《唐明宗纪》，第599、604页）。
[53] 《旧五代史》卷一一三《周太祖纪》，第1750页。按点校修订本已据《永乐大典》恢复了《旧五代史》原貌。
[54] 《五代会要》卷三，第49页。
[55] 《魏书》卷一〇八《礼志》，第2749页。另参张勃：《唐代以前寒食节的传播与变迁——主要基于移民角度的思考》，见《唐代节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57～373页。
[56] 关于“征服王朝”与“渗透王朝”的不同特征，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中有系统论述（见王承礼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44页）。
[57] 关于沙陀早期在河东地区的活动，新近较具综合性的讨论可参见李丹婕：《沙陀部族特性与后唐的建立》，载《文史》2005年第4辑，第229～244页；西村阳子：《唐末五代代北地区沙陀集团内部构造再探讨——以〈契苾通墓志铭〉为中心》，载《文史》2005年第4期，第211～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