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这种因研究预设转变所引发的分歧，在近年来围绕“新清史”产生的论战中显得尤为明显，参读罗斯基：《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何炳棣：《捍卫汉化：驳伊夫林·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两文的中译本收入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2页。甚至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下，由于汉族是当代中国的主体民族，中国学者强调“汉化”本身便是民族主义史观不自觉的产物，暗含了政治不正确。
[68] 苏航《“汉儿”歧视与“胡姓”赐与——论北朝的权利边界与族类边界》一文指出，北魏、北齐时期的“汉儿”仅指中原地区的汉人或具有汉文化面貌的人群，而将南朝人称为“吴儿”，再次提示了在史料寡少的情况下，仅凭指称确定“民族”或“文化集团”的危险性，研究中应考虑文化、政治、血统等诸方面的因素。（《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92～109页）。
[69] 需要反思的是，陈寅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一语虽广被征引（《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4页），实则蕴意模糊，对去除旧染、开辟新机的过程与机制并无阐发，甚至不免有蹈入“血统主义”的危险，远不及其一贯所强调的“种族与文化”观具有解释力。更值得注意的是由陈寅恪等前辈学者所形塑的民族史研究的传统，并不单一地强调“汉化”，而是对“胡化”现象有大量的揭示。近年来学者亦强调内亚因素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参见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
[70] 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1页。作者进一步指出中亚农业文明的核心区较小，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保持压倒性优势，在西欧，广袤的森林充当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过渡缓冲地带，都未如中原与蒙古草原一样形成两种文明形态的长期对抗。
[71] 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的简明综述，参见张广达：《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唐宋变革之际的中原与北方》，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第3册，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等，2008年，第1～20页。
[72]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5～27页。
[73] 《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49，第2130页。关于这方墓志的讨论，参见牟发松：《墓志资料中的河北藩镇形象新探——以〈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镇为中心》，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17～123页。
[74] 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见《杜牧集系年校注》，第768页。
[75] 《唐代墓志汇编》大中096，第2324页。
[76] 事实上，杜牧文集中对河北风土的描述有不少夸大的地方，若将《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与其另一篇名文《燕将录》比读，不难注意到运用了类似的修辞策略。陆扬《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一文对此已有注意（《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167～169页）。
[77] 王定保：《唐摭言》卷八，第121页。
[78] 参见《唐才子传校笺》第4册“公乘亿”条，第30～34页。据《唐摭言》卷二，乾符四年公乘亿任万年尉，按赤尉是进士及第后第二、三任官的美选，中间当有一次守选的经历，推测其入易定幕或在其前。另参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7～138页。
[79] 《太平广记》卷二〇〇引《罗昭威传》，第1508页。另陶岳《五代史补》卷一记有另一则罗绍威厚遇罗隐的故事（《五代史书汇编》，第2481页）。
[80] 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见《柳宗元集校注》，第1667页。
[81] 参见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311～377页；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第203～266页。
[82] 不仅是河朔，淮西等骄藩也是士人游宦的选择之一，杨元卿墓志云，“少倜傥有大志，不为章句儒。好兵法，达吏理。弱岁，侍奉之官，滞游汝南”，为吴少诚所辟。从志文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出杨元卿行事迥异于科举文化影响下的一般士大夫（《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150页）。
[83] 王胜明：《新发现的崔郾佚文〈李益墓志铭〉及其文献价值》，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第130～133页。
[84] 按李益北上幽州的具体时间不详，韦应物《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旧说认为系贞元四年送李益入刘济幕所撰（孙望校笺：《韦应物诗系年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10页）。卞孝萱谓韦诗乃建中三年送李益赴幽州朱滔幕作，今据李益墓志可知其带侍御史衔在第一次拒幽州征辟之后，卞说不确。唯关于韦诗所撰具体时间仍缺乏证据，卞孝萱据李观《邠宁庆三州节度飨军记》考知李益贞元七年仍在邠宁幕中，而将赴幽州系于贞元十二年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卒后，取其下限。参见《李益年谱稿》，《卞孝萱文集》第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58～359页。
[85] 李益仕途突然受挫的具体原因不明，本传仅云：“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旧唐书》卷一三七《李益传》，第3771页）因此遭士大夫清议鄙薄，故久不得调。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卷入了党争，德宗、宪宗皆赏识其才华，墓志云：“德宗皇帝统临万方，注意六义，诏征公制述，令词臣编录，阅览终夕，精微动天，遂以副本藏于天禄石渠之署。”宪宗继位后，征拜都官郎中，有意命其掌制诰，但不久即遭攻讦，云其在幽州所作“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一联语涉怨望，“未及真拜，出为河南少尹”。
[86] 权德舆：《唐故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番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赠太师刘公墓志铭并序》，见《权德舆诗文集》，第319页。除了李益外，著名诗人王建也曾入刘济之幕，参见谭优学：《王建行年考》，见《唐诗人行年考续编》，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108～109页。
[87] 窦全交墓志，拓本刊《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406页。
[88] 韩愈：《唐故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见《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1689页。
[89] 萧放墓志，《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48～349页。按萧放为梁皇室远裔，志文云：“于经书中有所不了义，仆射于高会次第发问，公随节目应对如响，四座叹伏。仆射礼待加等，则以爱女妻之。”则薛嵩于经学似颇有造诣，或有夸大之嫌，但婚姻的缔结足以证明当时长安与河北之间并无异质感。甚至如以跋扈著称的田季安，仍欲婚对于两京名族，元稹曾弹劾“田季安盗娶洛阳衣冠女”（《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第4337页）。按“盗娶”当是指唐律中“违律为婚恐喝娶”，疏议曰，“‘强娶者，又加一等’，谓以威若力而强娶之，合徒一年半”（刘俊文笺解：《唐律疏议笺解》，第1070页）。田季安所强娶者大约是士大夫的女儿。
[90] 周玙及妻刘氏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056，第1009～1010页。
[91] 郑潨墓志云：“至国朝开元末，割荥阳县两乡属河南府，今为汜水人也。”（《唐代墓志汇编》贞元110，第1916页）。
[92] 《旧唐书》卷一三七《郑云逵传》，第3770页。
[93] 贞元四年，张遵因“亲裴氏怀恋伯兄，遣省伯舅于镇州”，为王武俊所辟，可知人员往来亦未完全中断，《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2，第905页。
[94] 刘如泉墓志，拓本刊《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95] 张遵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2，第905页。
[96] 郑潨及妻崔氏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49，第2130页。
[97] 与其说“镇冀之间，自为一秦”显示出河朔藩镇的胡化与封闭，倒不如说成德在与唐廷对立期间，为了防止士人流失，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恰恰反映了文化上有相近的一面。
[98] 张建章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中和007，第2511页。按辟举张建章的李载义以恭顺著称，但大和五年即被杨志诚政变所推翻，如下文所论杨志诚以跋扈闻名，但并未影响张建章在幽州镇内的升迁，可知节帅与唐廷的关系与其对文士的态度并无关联。
[99] 如本书第一章论及陆据这一案例所示，安禄山本人也曾留心征辟长安的士人精英入幕，但构成其核心的则是更具吏干的河北地方士人，这点在安史乱前及乱后具有延续性。
[100] 关于冯道生长的文化环境，陆扬《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一文有系统论述（《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165～210页）。除了冯道这样最终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之外，出土墓志勾画了一般河北地方士人的形象，透露了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结构，典型者可举出李潘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成050，第2205～2206页）。
[101] 中晚唐因崇重进士而形成的一系列风俗，学者早有系统揭示，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8～326页；陆扬进一步将这种“崇重进士”及“文”的士大夫文化定义为清流文化，并论述了其扩散乃至对河北地区的影响（《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见《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248～263页）。
[102] 张天虹曾以“书剑双美”概括河北藩镇武人的特征（《“书剑双美”：唐河朔藩镇的军事技能培养与文化教育——基于社会流动的视角》，载《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99～110页）。若对此做进一步的引申，文武未有明显分途或是河北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103] 学者基于统计的研究皆证实了此点，参见毛汉光：《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418～474页；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胡耀飞、尹承译，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199～202页。
[104] 较为简要的学术史回顾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藩镇问题”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0～59页。
[105] 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可举出陆扬《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两文，分别从内廷和藩镇的个案入手，揭示了宪宗时期唐廷内外政治运作方式的深刻变革（见《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19～58、87～164页）。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则对在安史之乱冲击下，内地藩镇体制建立、调整与定型的过程做了细致的讨论，唯其书名中“重构”一词容易让读者误以为藩镇体制是唐王朝有计划应对叛乱的产物，事实上，内地普立藩镇最初无疑是一种应急的政治举措，因此前期藩镇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分合不定，最终在动态的博弈过程中唐廷与藩镇之间达成了均势。
[106] 《旧唐书》中藩镇节帅传记散见于各处，其中河朔三镇节帅传记分布相对集中，主要位于卷一四一至卷一四三、卷一八〇至卷一八一，但大体仍以年代先后为序。而《新唐书·藩镇传》不但将骄藩节帅传记归并，“今取擅兴若世嗣者，为藩镇传”，而且明确以其对唐廷的态度划分去取标准，“若田弘正、张孝忠等，暴忠纳诚，以屏王室，自如别传云”（《新唐书》卷二一〇《藩镇魏博传》，第5923页）。不仅如此，《新唐书·藩镇传》虽大体依据《旧唐书》相关人物的本传改写，兼据碑志、小说增补事迹，但叙事风格上带有强烈的“鉴戒论”色彩，如《田承嗣传》最后总括云：“承嗣盗有贝、博、魏、卫、相、礠、洺七州，而未尝北面天子。凡再兴师，会国威中夺，穷而复纵，故承嗣得肆奸无怖忌。”（第5926页）也正因如此，后世学者对其传中所收人物的去取标准亦存訾议，参见赵翼：《陔余丛考》卷十《新唐书编订之失》，第160页。
[107] 作者在书后附录的《唐代藩镇总表》中也将藩镇对中央的态度专列一栏，分叛逆、跋扈、恭顺三类加以统计，参见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中的相关章节。
[108]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九，第559～5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