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只有一行字——“即刻赴师部参加紧急作战会议。”
没有说明会议主题，没有说明参会人员，甚至没有说明需要带什么材料。
但余生从这短短一行字里读出了不一样的东西——这不是例行的季度总结会，不是普通的战情研判会，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
“老赵，军区这边你盯着。”余生把烟头掐灭，转身往屋里走，“我明天一早就出发。”
赵刚知道轻重，稍微愣了一下，问道：“司令员，带多少人？”
余生想了想：“让李虎带警卫连跟我走就行，人多了反而招眼。”
当天晚上，余生破例没有加班看文件，而是早早地回了房间休息。
第二天天还没亮，余生就带着警卫连出发了。
从太行军区到师部，骑马要走整整两天。
山路不好走，前几天下过一场雨，泥泞得马蹄直打滑。祁三宝在前面牵着马，走得满头大汗，但一声不吭。
余生坐在马背上，脑子里一直在转。
1947年，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个年头，国共之间的摩擦从没断过，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到华东，大大小小的冲突几乎没有停过。
但总体来说，还是国军进攻、我军防御的局面。
国军有美式装备，有空中优势，有铁路和公路组成的运输网络，而我军虽然兵力不少，但装备差、补给难、根据地分散，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余生心里清楚，这种局面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我军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怎么打破？他没有答案，但他隐隐约约觉得，这次会议，很可能跟这个有关。
第二天傍晚，余生到达师部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师部设在黄河边的一个村子里，房子是黄土垒的，院子不大，但打扫得很干净。村口有哨兵，看见余生一行人，敬了个礼，放行。
余生翻身下马，把缰绳扔给祁三宝，大步走进院子。
院子里已经站着几个人了，都是各纵队的司令员和政委，有的在抽烟，有的在低声交谈，气氛比平时严肃了不少。
“老余！”一个粗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