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墨。”陈明月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嗯？”
“你……想家吗？”
这个问题很突然。三年来，他们从未谈论过彼此的私人生活，那是禁区，是可能动摇信念的软肋。但此刻，在黑暗的大海上，在未知的前路上，那些被刻意压抑的情绪，似乎找到了缝隙，悄悄钻了出来。
林默涵沉默了很久。久到陈明月以为他不会回答时，他才缓缓开口：
“想。”
一个字，很轻，但在寂静的夜里，却重得像一块石头，砸在两人之间。
陈明月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也想。想我儿子，想上海弄堂里的桂花香，想……想我丈夫。”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提起亡夫。林默涵记得档案里的记载：陈明月的丈夫叫周文彬，中共地下党员，1950年在上海被捕，牺牲在龙华监狱。她带着三岁的儿子逃到香港，后来被组织安排到台湾，以“沈太太”的身份做掩护。来台前，她把儿子托付给老家的姐姐，说“等妈妈完成任务就回来接你”。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林默涵问。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这太越界了。
但陈明月没有介意。她轻轻笑了笑，那笑声里带着怀念，也带着苦涩：
“他是个书呆子。戴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最喜欢泡在图书馆里。我当初嫁给他，我爹妈都不乐意，说一个穷教书的，能有什么出息。但他……他懂我。我想做什么，他从来不拦着，反而帮我想办法。后来他加入组织，我也跟着加入。他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回乡下，开个小学，他教国文，我教算术。”
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他被捕那天，是我去送的饭。他在监狱里瘦得脱了形，但眼睛还是亮的。他跟我说，‘明月，别怕。咱们做的事是对的，总有一天，所有人都会明白。’后来……后来他们就把他带走了，再也没回来。”
船篷里安静得可怕。老周摇橹的声音似乎也放轻了，像是怕打扰这份沉重的回忆。
“对不起，”林默涵说，“我不该问。”
“没关系。”陈明月摇摇头，“说出来，反而舒服些。这三年来，我从来没跟人提过这些。有时候半夜醒来，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就想想他说的话，想想儿子，然后就能继续撑下去。”
她顿了顿，看向林默涵：“你呢？你妻子……是什么样的人？”
林默涵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卷胶卷。油纸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她叫淑娴。人如其名，温柔贤淑。”他说，声音很平静，但喉结滚动了一下，“我们是指腹为婚，但她不是那种旧式女子。她读过书，会写诗，还偷偷学过护理。我参加革命，她没拦我，只说‘你去吧，家里有我’。我走的时候，女儿才三岁，抱着我的腿不让走。淑娴把她抱开，说‘爸爸去打坏人，很快就回来’。她眼睛红了，但没哭。”
他停了停，像是需要积蓄力气才能继续说下去：“这三年，我每个月都给家里写信，用密语报平安。但收不到回信，不知道她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女儿还记不记得我。有时候想，也许我不该……”
“不该什么？”陈明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