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同一时间，高雄市鼓山一路，军情局第三处办公楼。
魏正宏挂断电话，从真皮座椅上站起身，踱步到窗前。他的办公室在三楼，视野很好，能看见半个高雄港。此刻，墨海贸易行那栋灰白色的三层小楼，就在他视线右下方约八百米处，像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处座，您觉得他会上钩吗？”
说话的是站在办公桌旁的年轻人，三十岁上下，穿着熨帖的少校军服，领章擦得锃亮。他叫周维安，魏正宏从台北带来的心腹，军统临澧特训班出身，最擅长刑讯和跟踪。
“他已经上钩了。”魏正宏没有回头，依旧望着窗外，“一个正常的商人，听到我邀约，第一反应应该是惶恐——惶恐之后是试探，试探我为何突然找上他。但沈墨没有，他从头到尾都很平静，平静得像在接一个普通客户的电话。”
“这难道不是说明他心里没鬼？”
“恰恰相反。”魏正宏转过身，走到巨大的橡木办公桌前，手指划过桌面上摊开的一份档案，“一个从福建晋江来的侨商，去年十月才到台湾，用半年时间就把贸易行做到高雄港前十，打通了港务处、海关、税务所三层关系——这样的人，要么背景深厚，要么手腕通天。无论是哪种，听到军情局处长请他吃饭，都不该这么平静。”
周维安凑近档案。上面贴着“沈墨”的照片，是偷拍的，在码头仓库前，戴金丝眼镜，穿灰色长衫，手里拿着一本账册。照片上的男人面容清隽，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看起来确实像个精明的商人。
“可是我们查了他所有的底，”周维安说，“晋江沈家确实有这号人，民国二十七年去了南洋，在新加坡做了十几年橡胶生意。沈墨的学历、经历、商业往来，全部对得上。连他左手虎口那道疤，档案里都写着是十二岁时被茶刀所伤——我们的人确认过，他手上确实有疤。”
“太完美了。”魏正宏在椅子上坐下，端起已经凉掉的咖啡，喝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完美得像是有人精心为他准备了一整个人生。”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放大照片，推给周维安。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二十五六岁年纪，穿素色旗袍，站在墨海贸易行门口，正低头看怀表。阳光从侧面打在她脸上，勾勒出清秀的侧影。
“陈明月，沈墨的妻子，档案记载是杭州人，父亲是丝绸商人，民国三十八年随家人来台。”魏正宏用钢笔尖点了点照片上女人的左手，“注意她的手。”
周维安眯起眼睛。女人左手拎着一个手提包，手指纤细，无名指戴着一枚简单的金戒指——没什么特别。
“左手虎口外侧，”魏正宏说，“有一道浅白色的痕迹，看形状，是旧伤，至少十年以上。你再看这张。”
他又抽出另一张照片，明显是远距离偷拍的，有些模糊。照片里，陈明月正在庭院里晾衣服，袖子卷到肘部，左小臂露出来。在靠近手腕的位置，有一道明显的条形疤痕，大约两寸长。
“这是枪伤。”魏正宏的声音很冷，“而且是近距离射击造成的擦伤。一个丝绸商人的女儿，民国三十八年才十七岁，在杭州那种地方，是怎么被枪打伤的？”
周维安的呼吸急促起来：“处座的意思是……”
“我没什么意思。”魏正宏合上档案，靠回椅背，闭上眼睛。他昨晚又失眠了，吃了两片安眠药才勉强睡了三个小时，现在太阳穴突突地跳。“今晚七点，春和楼听雨轩。你带人提前三个小时进去，我要那里每一寸墙、每一块地板、每一盏灯，都查清楚。特别是——”
他睁开眼睛，眸子里闪过一丝鹰隼般的光。
“查清楚那里有没有第二条路。如果有，堵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