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正宏不是傻子。他既然设了局，就一定会在春和楼周围布控。林默涵中途离席，必然有人跟踪。甩掉尾巴，去接头，再甩掉可能的新尾巴，回到饭局——这需要在二十分钟内完成一场高难度的城市潜行，而且不能被任何人察觉异常。
“太危险了。”陈明月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从我们踏上这条船开始，哪天不危险？”林默涵笑了笑，笑容里有种疲倦的温柔，“明月，记得我们在厦门上船前，老程说过什么吗？”
陈明月记得。那是1952年10月17日，深夜，厦门鼓浪屿的一间安全屋。负责派遣他们的老领导程默，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地下工作者，在给他们做最后交代。
“潜伏工作，九死一生。”程默当时说，昏黄的煤油灯映着他脸上的皱纹，“但你们要记住，活着不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完成任务。有时候，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
当时她二十四岁，刚结束特训，满腔热血。林默涵三十一岁，已经在地下战线战斗了十三年。他们在那个夜晚第一次见面，扮演一对准备偷渡去台湾的“夫妻”。她紧张得手心出汗，他却自然地握住她的手，掌心温暖干燥。
“别怕，”他在她耳边说，“从现在起，你是陈明月，我是沈墨。记住我们的故事，忘了你自己。”
忘了你自己。
陈明月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正在平静地吃饭，偶尔夹一筷子菜放到她碗里，动作自然得像真正的丈夫。可她知道，他不是沈墨。他是林默涵，代号“海燕”，肩负着重要使命的中共情报员。而她，也不是陈明月，她是林婉秋，苏北根据地长大的姑娘，十八岁入党，二十岁进入社会部，二十四岁接受任务，扮演一个她从未见过的杭州丝绸商人的女儿。
他们都在演一场漫长的戏，演到几乎忘了自己原本是谁。
“第二方案是什么？”她问，声音已经恢复平静。
林默涵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钱，放在桌上。不是早晨给她的那枚乾隆通宝，而是另一枚，康熙通宝，边缘有细微的缺口。
“如果八点半我没有出现在观景台，你就去这里。”他推过来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个地址：鼓山区哨船街31号，阿婆豆花店。
“找老板娘，说‘要一碗咸豆花，多放香菜’。她会给你一个油纸包，里面是‘渔火’要交给我们的东西。你拿到后，直接去这里——”他又推过来第二张纸条，上面的地址在旗津岛：旗津三路145号，天后宫。
“天后宫后殿，观音像下面的蒲团，掀开第三块砖，下面有个铁盒。把油纸包放进去，然后离开。不要回头，不要停留，回家，等我。”
陈明月拿起两张纸条，默默记下地址，然后划燃火柴，看着纸条在烟灰缸里蜷缩、发黑、化成灰烬。
“如果，”她看着最后一点火星熄灭，“如果你回不来呢？”
林默涵没有立刻回答。他吃完饭，放下碗筷，拿起茶杯，看着杯中漂浮的茶叶。那些细小的叶片在水里沉浮，像命运，不由自主。
“那就按程默交代的，”他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启动‘归零’程序，用你的备用身份离开台湾，去香港，找‘昌隆绸缎庄’的周老板，他会安排你回大陆。”
“那你呢？”
“我？”林默涵笑了笑，笑容里有种奇异的光彩，“我会完成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