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读到第七遍时，魏正宏听见自己后槽牙摩擦的声音。那声音很细，像老鼠在啃咬木梁，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他猛地拉开另一个抽屉，取出一个棕色药瓶，倒出三粒白色药片。没有水，直接干咽下去。药片卡在喉咙，刮擦着黏膜下滑，留下苦味沿着食道一路灼烧到胃。
十五年了。
民国三十七年，他亲手签发了对魏正英的通缉令。照片上的弟弟才二十出头，穿着八路军军装，对着镜头笑得毫无阴霾。那张通缉令在《中央日报》登了半个月，赏金从五百银元涨到两千。有段时间，台北街头巷尾都在议论“魏家那个投共的小儿子”，父亲气得中风，瘫在床上三年，临终时眼睛都没闭。
“孽子……孽子……”父亲浑浊的眼泪顺着皱纹横流，“魏家……没有这个儿子……”
他跪在床前一字一句应下：“爸，我会清理门户。”
可十五年过去，通缉令换了三版，照片从青年变成中年，魏正英却像人间蒸发。有人说他在淮海战役被打死了，有人说他去了苏联，最荒谬的说法是他潜伏回了台湾，就藏在某个中学教书。
原来真的在教书。
魏正宏的手指无意识摩挲着信纸边缘。毛边纸很粗糙，摩挲久了指尖会发红。他想起小时候，正英总爱跟在他屁股后面跑。他上私塾，正英就在窗外垫砖头偷看，被先生用戒尺打手心也不哭。有一次他逃学去海边，正英非要跟着，结果遇到涨潮，两个孩子被困在礁石上。他把正英扛在肩上，在齐胸深的海水里走了半个时辰。回到家两人都发烧，正英烧糊涂了还拽着他的袖子说“哥，海里好多星星”。
那场病后，正英落下耳鸣的毛病，左耳听不清。母亲心疼小儿子，每天早晨用热毛巾给他敷耳朵。正英就仰着脸说“妈，我听见哥在院子里背书的声音了”，其实魏正宏那天根本没背。
“人这辈子，总要信点什么，才活得有劲。”
信里的这句话像根针，扎进他太阳穴最深处。是啊，他信天道酬勤，信了一辈子。信只要够努力就能出人头地，信只要够忠诚就能光宗耀祖。他考上黄埔军校时，父亲摆了三桌酒，对每个客人说“这是我长子，将来要做将军的”。他真的做了将军，少将军衔，手下管着三百号人，总统府挂着蒋总统亲笔题的“忠党爱国”。
可夜深人静时，他常被同一个噩梦惊醒：梦里他站在军事法庭上，法官是他父亲，陪审团是列祖列宗的牌位。罪名不是剿共不力，不是贪污渎职，而是“背弃手足”。每次醒来都是一身冷汗，安眠药从一粒加到三粒。
窗外的天色由浓黑转成深蓝。
远处传来鸡鸣，是附近眷村人家养的。那些从大陆撤来的老兵，在巴掌大的院子里种菜养鸡，假装这里和湖南老家、和山东故里没什么不同。魏正宏去过几次眷村，看见墙上用白灰写着“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字迹在台风季过后斑斑驳驳，像干涸的泪痕。
他忽然想起昨天审讯的那个女人。
陈明月，二十五岁，中共地下交通员。被捕三天，什么刑都上了，竹签插指甲、电击、老虎凳，昏过去用冷水泼醒，醒了还是那几句话：“我叫陈秀兰，台南人，在纺织厂做工，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情报不会错。高雄那边传来的消息，这个女人和“海燕”同居一年多，是“沈墨”名义上的妻子。她一定知道“海燕”的真实身份，知道下一个接头地点，知道整个台北地下组织的名单。
魏正宏亲自审了第二轮。他让人搬来椅子，坐在陈明月对面，中间隔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杯水，他推过去：“喝口水，我们聊聊。”
女人没动。她的头发被汗水黏在脸上，十指肿得像胡萝卜，指甲缝里凝着黑血。可她的眼睛很亮，亮得让魏正宏想起正英小时候——那种知道自己没错，所以什么都不怕的眼神。
“你男人丢下你跑了。”魏正宏慢慢说，像聊家常，“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