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苇的手指在桌面上微微一顿。
“1947年上海，江一山。我有个堂兄当时在警备司令部当差，参与过那次行动。“老周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两个人能听到，“你哥哥不是死于肺结核。他是被活活打死的。三百鞭子，鞭鞭见血，打到第一百八十鞭的时候，他还在喊口号。“
机要室里安静得能听到挂钟的秒针走动声。
“周队长，“江一苇的声音很平静，“这些事，和我的茶杯有什么关系？“
老周看了他一眼，那道刀疤在灯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
“没什么关系。“他转身走了，“例行检查而已。“
门关上了。
江一苇慢慢低下头，看着桌面上茶杯原来所在的位置——那里留下了一个浅浅的圆形水渍。
他想起了哥哥。
江一山，长他十二岁，1945年加入中国地下党，1947年在上海被捕，死于狱中。他死的时候，江一苇十五岁，正在读初中。母亲抱着那张“肺结核病逝“的死亡证明，哭得昏死过去三次。
他一直知道哥哥是怎么死的。
他也一直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进军情局。
不是为了“效忠党国“。是为了离敌人最近的地方，做最危险的事，替哥哥——替千千万万个像哥哥一样的人——讨一笔债。
而现在，他的茶杯被拿走了。
那道裂纹，那道像“淑“字的裂纹，在茶水浸泡下会变深。魏正宏只要往杯里倒一点水，就能看到。
他闭上了眼。
五、水渍
魏正宏的办公室里，物证袋被放在了台灯下。
那只白瓷茶杯静静地躺在塑料袋里，杯口朝下，釉面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从外面看，它和千万只普通的白瓷茶杯没有任何区别——圆口、细颈、薄胎，是台湾本地窑场烧制的普通货色。
魏正宏戴上一副白手套，把物证袋拿起来，对着灯光翻转。
杯底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