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14日，农历正月二十二。
台北的天空阴沉沉的，入夜后下起了淩毛毛雨。街道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军车轰鸣着驶过，车灯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拖出两道长长的光尾。
中山北路一段，一栋灰扑扑的三层公寓楼里，三楼最里侧的窗户透出微弱的灯光。
林默涵坐在窗前，手里捏着一支铅笔，正对着一张台中地图反复标注。地图上密密麻麻画满了红蓝两色的记号——红色是军警据点，蓝色是他已知的地下联络点，黄色是尚未确认的安全屋。
左肩的枪伤已经结痂，但稍一用力仍会渗血。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旧毛衣，领口磨得起了毛边，整个人瘦了一圈，颧骨微微凸起，眼窝深陷，只有那双眼睛还亮得吓人。
“咚咚——咚咚咚——“
门外传来三长两短的敲门声。
林默涵放下铅笔，从窗台上拿起那本《唐诗三百首》，翻开到夹着女儿照片的那一页，看了一眼。六岁的林晓棠扎着两个羊角辫，笑得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豁口。
他把照片贴在心口，闭了闭眼。
“咚咚——咚咚咚——“
又是一遍。
林默涵将照片夹回书中，起身走到门后，没有开门，而是低声问：“谁？“
“送煤的。林先生，您订的过冬煤到了。“
林默涵的瞳孔微微一缩。
“过冬煤“——这是江一苇约定的暗号。但江一苇从来不用“送煤的“这个身份，他上次的接头身份是“修电线的“。
不对。
他后退半步，右手无声地摸向腰间——那里别着一把勃朗宁手枪，子弹上膛，保险打开。
“放门口就行。“他故意用沙哑的声音说。
门外沉默了两秒。
“林先生，江秘书让我带句话——'松山机场的航班，下周三加开一班。'“
林默涵的呼吸停了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