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送走青松后，回到房间，坐在黑暗中，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军车引擎声。
他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台北了。
魏正宏的“二次核查“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1952年10月入境的福建籍商人——高雄港的海关记录里，“沈墨“的名字赫然在列。一旦军情局的人拿着照片去码头仓库找老员工辨认，用不了三天就能锁定他。
而他的照片——
林默涵摸了摸左胸口袋。那里装着一张“沈墨“的身份证照片，是1952年在高雄拍的。但魏正宏手里如果有他1947年在南京被捕时的档案照片，两相对比——
他闭了闭眼。
1947年那张照片，拍的是“李涛“。虽然当时因为证据不足释放了他，但档案一定还在。魏正宏如果调阅旧档，就能发现“李涛“和“沈墨“是同一个人。
时间不多了。
他起身走到阁楼入口，掀开地板上的暗格。发报机还在那里，用油布包着，完好无损。旁边是一叠微缩胶卷——最后一批情报，关于“台风计划“调整后的舰队部署。
他必须把这些情报送出去。
但发报需要时间。至少二十分钟。而在这个位置发报，信号很容易被军情局的测向车捕捉。
他需要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
凌晨三点，林默涵换了一身衣服——黑色中山装，戴上一副平光眼镜，将勃朗宁别在后腰，发报机拆成三块，分别藏在公文包夹层、鞋底和袖口中。
他走下楼梯，从后门出了公寓楼。
台北的凌晨三点，街道空无一人。路灯在雨后的水汽中晕出昏黄的光圈。他沿着小巷走了十几分钟，绕到中山北路的另一侧，在一家已经打烊的杂货店门口停下。
这是他和苏曼卿约定的紧急联络点。
杂货店门缝里塞着一张废报纸——这是安全信号。如果门缝里没有东西，说明联络点已被暴露。
林默涵蹲下身，从门缝里抽出那张报纸。报纸是昨天的《中央日报》，折成了三折，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
他借着路灯的光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用铅笔写的——
“咖啡馆已封。我在南门市场鱼摊。明早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