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七天,是蚕在茧里咬丝。
他白天扮美军翻译,跟顾问团的人喝劣质威士忌,听他们抱怨“国军后勤像漏勺”;夜里钻进台中、彰化、员林的小茶馆,用茶道手势对江一苇的机要员递补数据。
茶盏轻转半圈,是“经度加零”;杯盖斜扣,是“南偏东”;茶匙横放,是“此数作废”。
魏正宏在找一只燕子,却看不见满城茶烟里飞着的,全是密码。
可压力一天比一天重。
第八天,江一苇派人送来字条:处座已锁死松山,周三航班会“请”一位戴眼镜的翻译喝茶。通缉令换了新的——不再画疤,只写“惯用左手端杯、茶勺敲三声”。
江一苇附一行小字:“曼卿走前,把儿子托我。我欠她一条命,这趟送你进松山,我不当影子了。”
林默涵把字条烧了。
灰落在炭盆里,像一只收翅的燕。
——
1955年3月,松山机场。
周三。晨雾没散。
候机厅里美军顾问团的人拖着皮箱,神父在墙角念早祷,几个穿旗袍的女人搂着披肩打哈欠。特务混在搬运工里,眼神像梳子,一遍遍篦过每个戴眼镜的男人。
林默涵穿顾问团翻译制服,手里捏着一本《中央日报》,报纸下压着那支钢笔。
江一苇在值机口,穿机要秘书的中山装,胸前别着魏正宏亲签的稽查证。
两人错身时,江一苇低声:“登机牌在神父手里,老太太去香港探亲,行李别动。”
林默涵点头,往休息区走。
就在这时,身后有人用北平口音唤:
“沈墨先生?”
他背脊一僵。
没回头,先顿了半步——这半步的迟疑,他自己都没控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