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十亥时，城南土地庙，取货。”
字迹潦草，像是匆忙间写就。但“取货”这两个字，让沈砚之的心沉了下去——这是清廷暗探接头的暗语，他父亲生前曾提起过。
“送信的人呢？”
“走了，没看清脸。”周文谦道，“但茶馆的伙计说，那人穿着灰布长衫，戴着瓜皮帽，说话带京腔，像是衙门里的师爷。”
初十亥时，就是明晚九点。
沈砚之握紧纸条。明晚他本该在关帝庙与程振邦会面，而城南土地庙距离关帝庙不到三里。这会是巧合吗？
“少东家，今晚之约……”周文谦欲言又止。
“照旧。”沈砚之把纸条揣进怀里，声音坚定，“周先生，劳烦你守好城里。若我天亮未归，你便带着大伙按第二套方案行事——不要强攻，化整为零，各自潜伏，等待时机。”
周文谦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深深一揖：“少东家保重。”
子时将至。
沈砚之下了城楼，牵出早就备好的马。他没有走城门——守门的清兵里已经有他们的人接应，悄悄打开了西门的一处角门。马蹄包了布，踏在青石板上只发出闷闷的响声。
出城三里后，他把马拴在一处树林里，徒步向十里铺走去。
初冬的旷野一片死寂，只有风刮过枯草的沙沙声。月光很淡，被薄云遮着，时隐时现。沈砚之走得很快，羊皮袄的下摆扫过路边的荆棘，发出细碎的声响。
他想起父亲。
光绪三十四年，也是这样一个冬夜。父亲从京城回来，把他叫到书房，关紧门窗，点上油灯。那时父亲刚被革去游击将军的官职，赋闲在家，但眼神依旧锐利。
“砚之，你可知我为何被罢官？”
十六岁的沈砚之摇头。
“因为我不想当奴才。”沈怀远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如铁，“朝廷要割地赔款，要镇压维新，要杀革命党，我都认了。但他们要我把炮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我做不到。”
那天晚上，父亲第一次对他说起了“革命”。
“孙文先生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话听起来大逆不道，但细想，何错之有？这天下，本就不是他爱新觉罗一家的天下。”
父亲从书柜的暗格里取出一面旗帜——青天白日旗。布面已经有些褪色，但图案依然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