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得理所当然，沈砚之却听得心里发凉。三个月饷银，买几亩地，娶个媳妇——说得轻巧。那些当兵的，多少人离家多年，家乡早就物是人非。田地被占了，房子塌了，亲人死了，回去干什么？靠那点饷银，能活几天？
“好了，老弟，别想那么多。”张处长拍拍他的肩，“在其位，谋其政。咱们是办事的，上面让怎么办，就怎么办。想多了，累。”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对了，晚上段总长在六国饭店请客，请了几个南边的将领，说是‘沟通感情’。你也去吧，多认识几个人，没坏处。”
“段总长请客？”沈砚之皱眉，“请的是谁？”
“还能有谁，名单上那几个呗。”张处长意味深长地笑笑，“打一巴掌，给个甜枣。这手段，高。”
他走了，留下满屋的烟味。沈砚之坐在那里，看着桌上的名单，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吹进来，带着晚春的花香，也带着远处的市声。长安街上，路灯亮起来了，黄包车、马车、偶尔驶过的汽车，汇成一条流动的河。
这条河，能载舟，也能覆舟。
他想起程振邦。那个和他一起在山海关起义，一起转战南北的兄弟，现在在南京，带着他那支骑兵。程振邦的部队，在名单上吗？如果在，他会怎么想？是接受官职，解甲归田，还是...
不，程振邦不会接受。沈砚之了解他。那个人，把兵看得比命重，把义气看得比天高。让他交出兵权，去做个太平官，比杀了他还难受。
可如果不交，等待他的是什么？剿。像张处长说的，闹就剿。北洋几十万大军，真打起来，程振邦那点骑兵，能撑几天？
沈砚之闭上眼。他仿佛看见了火光，听见了枪炮声，看见了那些熟悉的面孔在血泊中倒下。不，不能这样。仗不能再打了，中国人打中国人，流的血已经够多了。
可是，不流血，就要流泪。那些被裁的兵，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的泪，谁来擦？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铃声刺耳。沈砚之走过去，拿起听筒。
“喂？”
“沈处长吗？”是个陌生的声音，很年轻，“我是《顺天时报》的记者，想跟您约个采访，谈谈裁军的事。”
“裁军的事，陆军部会有统一口径，不接受个人采访。”
“可我们听说，您是南方人，又在南方带过兵，对裁军应该有自己的看法...”
“对不起，我很忙。”沈砚之挂了电话。
电话又响了。他盯着那黑色的机器，盯了十几秒，才再次拿起。
“喂？”
“砚之，是我。”这次是熟悉的声音——程振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