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个将来。”他说，“图我的儿子，不用像我一样，扛着枪去打中国人。”
说完，他把那杯酒一口干了，然后趴在桌上，睡着了。
那是沈砚之最后一次和周世安说话。第二天早上，周世安让勤务兵送来***枪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四个字：“你们走吧。”然后他骑着马，一个人往南走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沈砚之把那把手枪别在腰后，一直没有用过。
当天夜里，第三混成旅残余的四百多人趁着夜色离开了滦州。队伍沿着滦河往北走，避开大路，专走山间小道。雪地上留下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很快又被新雪覆盖。
沈砚之走在队伍中间，身边是赵德柱和几个营连级的军官。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马蹄声在寂静的夜里闷闷地响着，像是大地的心跳。
走了大约两个时辰，队伍在一处山坳里停下来休息。赵德柱派人去前面探路，其他人在背风的山坡上生了几堆火，烤着随身带的干粮。
沈砚之坐在一块石头上，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展开。纸上是一封电报的抄件，是三天前从南方辗转传来的，只有一句话：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
他把这张纸看了无数遍，每一个字都刻在了脑子里。他想起一年前，也是这样的冬天，他在南京见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的黎明。孙中山宣誓就职的时候，他在台下站着，周围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军官、学生、工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光芒——那种光芒叫做希望。
他们以为，打倒了清廷，一切就会好起来。
他们以为，共和一旦建立，就不会再有人能骑在四万万人的头上。
他们错了。
清廷倒了，但骑在他们头上的人还在。只不过换了一身衣服，换了一个名号，换了一种手段。袁世凯比慈禧太后更精明，比摄政王更狠辣。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妥协，什么时候该翻脸，什么时候该笑着捅你一刀。
沈砚之把那张纸重新折好，塞回怀里。
“参谋长。”赵德柱端着一碗热水走过来，递给他，“喝口水，暖暖身子。”
沈砚之接过碗，喝了一口。水是山泉烧的，带着一股清甜的味道，烫得他舌尖发麻。
“赵大哥，”他说，“你跟了程师长多少年了？”
赵德柱在他旁边坐下，想了想。“光绪二十六年开始跟的。那年义和团闹得凶，关外也不太平，程师长在锦州招兵，我就去了。算起来，十三年了。”
“十三年，”沈砚之说，“打了多少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