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站在那里，穿着那件改好的西装，看着老赵的背影。老赵的背很驼，肩膀很窄，看起来不像是能扛住什么东西的人。但他知道，这个人在东京待了二十年，在一间窄小的旧衣铺里，守着一台缝纫机和一尊关公像，等着一个消息。那个消息从辽西来，说他的弟弟没了。他没哭，没闹，只是说了一句“他是个好兵”。
“赵叔，”沈砚之说，“我走了。”
“走吧。”老赵背对着他，摆了摆手。“下次来，我给你做一件新的。别老穿旧衣裳。”
沈砚之掀帘子出来，站在街上。阳光从云层后面钻出来，照在神田的横街上，把那些窄小的店面照得明晃晃的。咸鱼店门口挂着的鱼干在风里晃来晃去，粗陶店门口的瓦罐上落了一层灰。有人骑着自行车过去，车铃铛叮铃铃地响。
他把西装扣子扣好，沿着街慢慢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旧衣铺的门帘动了一下，像是有人在里面掀开了一条缝。但再看的时候，门帘已经不动了。
接下来的日子，沈砚之开始有意识地往外走了。
以前他总待在住处，看书、写东西、等消息。现在他开始去一些地方——神田的旧书店、上野的博物馆、浅草的小剧场。不是闲逛，是看。看日本人在干什么，看流亡的中国人在干什么，看这座城市的血管里流的是什么血。
他发现在东京的中国人比他想象的多得多。留学生、流亡者、商人、记者、还有那些说不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人。他们聚在神田和本乡一带的小饭馆里，喝便宜的酒，说很重的话。有人骂袁世凯，有人骂孙中山，有人骂日本人，有人骂自己人。骂完了，散了，第二天再聚。
沈砚之去了几次这样的聚会，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他发现这些人里，有的是真心想干事的，有的是来混饭吃的，有的是两边都沾的。他记了几个人，没有多问。
十月底的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程振邦托人带来的，没有封口，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字迹很潦草，像是赶时间写的：
“北边风声紧了。袁世凯的人在查革命党的底，有几个据点被端了。我这边暂时安全，但得沉一沉，不能再往外递东西。你在那边也小心。别信太多人，别喝太多酒，别跟人吵架。你不是来交朋友的。程。”
沈砚之把信看了两遍，在灯上烧了。纸灰落在烟灰缸里，一碰就碎了。
他把那枚铜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铜钱很旧了，字迹模糊，但那个“程”字还看得清。他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铜钱重新收好。
陈英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脸色不太好看。
“沈兄，你看这个。”
沈砚之接过来，是当天的《东京朝日新闻》。他不认识日文，但报纸上有一张照片，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府，门口站着几个穿军装的人。照片的下面有一行日文，旁边用铅笔写着几个汉字：“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各国使节到贺。”
沈砚之把报纸放在桌上。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了。”
“早当上了。现在是正式就任。”陈英的声音有点涩，“报纸上说，各国都承认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都派了使节去祝贺。袁世凯在会上讲话，说要‘巩固国基，振兴实业’，还说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共和国’。”
沈砚之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