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想让你活着。”刘存厚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抬起头看着沈砚之，“今晚十一时，叙永东门外有小路可以出城。山路难行但天亮前可以到赤水河边，河边有程振邦接应，你们沿着赤水往下走，别停留，别回头，等这件事风声过去，等我去信再回来。”
沈砚之沉默了很久：“我走了，那两个别动队特派员，怎么回复成都？”
“你有个替死鬼。”刘存厚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语气平淡到让人以为他在聊明天的伙食安排，“昨晚第七师防区那边送来一批俘虏，里面有一个北洋逃兵，年纪跟你差不多，身材也一样。他是在阵前逃跑被抓住准备押送往后方处置的。你走之后——”他顿了一下，吸了口气才接下去，“他的尸体穿上你的军装会被摆在南门外废墟里，脸上粘满炮灰谁都认不出。李秉文要沈砚之的脑袋，我就给他一颗姓沈的脑袋。”
风停了，竹林突然安静下来，安静到能听见远处永宁河的水声。
“那个逃兵不能死。”沈砚之一字一顿，“他是中国人。”
“他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我不这么做，他也会死在押解路上或枪毙场。”刘存厚说得很慢，带着战场上决断者特有的残忍和清醒，“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有时候必须舍弃一些良知才能救更多人。”
沈砚之一拳砸在旁边的竹竿上。竹竿剧烈摇晃，顶端残存的几片枯叶簌簌落下来，落在他肩章那道干涸的血渍上。他没有再说话。
民国五年的春天，一个逃兵的命和一个“奸细”的命被放在同一杆秤上，秤砣是三千杆步枪和督军府的一道密令。这秤不公平，所有人都知道不公平，但没有人能把秤杆掀翻。
竹林外面传来脚步声，是关帝庙的小和尚跑过来送茶。刘存厚摆了摆手让他退下，把烟袋收回怀里，整了整衣领。一瞬间他又变回了那个川军旅长，疲惫被压到眼底深处，面上只剩军人的硬朗和叔伯辈的随和。“走吧。时间不多，你还有一整个营的人要安排。”
沈砚之没有走。他忽然问了一个看起来跟眼下的处境毫不相干的问题：“北面长江防线被突破了三道？这是真话还是我在酒席上的气话？”
“真话。”刘存厚说，“前天夜里蔡锷的护国军第三梯团在合江渡江成功，守卫长江的两个混成旅一触即溃。溃兵现在已经退到泸州城外，沿江阵地全线告急。”
沈砚之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蔡锷渡江成功意味着护国战争的天平正在向南军倾斜，这一场仗打到现在不是被动挨打的局面了，而是反攻在即。如果叙永有一个曹锟派来专门肃清革命派的上层间谍网络，那这个人一定不会坐视叙永成为反攻基地。李秉文今天只是来抓“奸细”的，真正的杀手锏还没亮出来。
他决定在离开之前再赌最后一把——查出谁是真正向督军府告密的人。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从竹叶缝隙里漏下来，映得地上的影子斑斑驳驳。沈砚之站在原地沉思了片刻，用力在刘存厚肩上拍了拍算是回应他的通风报信，然后转身大步走回关帝庙偏厅去清点那些册子——每次接防必然配发的补充兵额花名册。
偏厅里酒席已经撤了，只剩一个老文书坐在角落里打盹。沈砚之在文件堆里翻了小半个时辰，一份一份地看各营报上来的损失清单和请调补给的公文，最终找到了他想要的那份——叙永防区无线电报房民国五年三月十四日至十六日的发报纸条装订本。每一页纸条都被仔细编号、归档，左侧是电报原文，右侧是发报时间和发报人签名。
他翻到三月十六日上午十点的那一页。发报内容只有八个字：“叙永有奸细，彻查严办。”而发报人签名栏里没有任何人的名字，只有两个冷冷正楷大字——“川督”。
罗佩金的签名章可以伪造，任何有权限接触督军府印信模板的人都能盖上这一个代号。但电报房按规定必须登记发报人的身份编号，可这份电报纸条上没有编号、没有手写签名，只有“川督”两个字。
这封电报不是从成都千里之外拍过来的，是有人在叙永本地直接用督军府的预设印信加急卷写成官方格式交上来的——然后以最快速度转给身在成都的曹锟批阅，再经由同样渠道反向流入刘存厚手里。换句话说，告密的人就在叙永城里。
沈砚之慢慢合上电报册，目光不自觉地向窗外瞟去。窗外就是关帝庙的正殿，关公的泥塑像在昏暗的殿内静静矗立，那把青龙偃月刀的刀尖依然指着殿外，刀尖上挂着的平安结被穿堂风吹得轻轻打转。
他看见了李秉文。
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特派员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到了关帝庙，正站在正殿里，背着手审视那片写着“忠义千秋”的牌匾。他没有抽烟，没有带侍从，只是站在那里安静地端详牌匾上的四个大字，姿态儒雅平和，像是一位慕名而来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