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动变成了嗡嗡的议论声，像一群被惊动的蜜蜂。
“你们要问了：总指挥，我们到底听谁的？”
他扫视着面前的三万人。这些面孔，有的熟悉，有的陌生。熟悉的是从山海关一路跟过来的老兵，脸上的风霜比他这个主官还深；陌生的是去年在湖南、江西招的新兵，眼睛里还带着乡下人的怯意和好奇。
“我告诉你们，”沈砚之的声音像锤子砸在铁砧上，“我们谁都不听。我们听自己的。”
他伸出手，指向长江对岸：“那边，孙传芳的残部还在，北洋第九师借了租界的枪，还在上海、南京一带布防。那边——”他指向西边的群山，“武汉的同志，昨天还和我们一个锅里吃饭，今天就要拔刀相向。那边——”他指向东边的地平线，“南京的人，正拿着银元和委任状，等着我们自相残杀。”
“可我们是什么人？”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却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我们是山海关起义的人。我们起事那天，宣统皇帝还在紫禁城里坐着。我们打的第一仗，不是为了哪个党，不是为了哪个总统，是为了关外的父老乡亲不再给洋人下跪，是为了关内的百姓不再给军阀纳粮。”
“这些年，我们打过清军，打过北洋，打过吴佩孚，打过孙传芳。我们流的血，染红了从山海关到长江的每一寸土地。这些血，不是为哪一个人流的，是为‘中国’这两个字流的。”
“今天，有人要我们打自己人。南京要我们打武汉，武汉要我们打南京。可我沈砚之，从山海关起事那天起，就发过誓：我的枪，只对外敌，不对同胞。”
他拔出手枪，枪口朝上：“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谁要觉得跟着我沈砚之没出路，现在就可以走。我给路费，给路条，送到城外。但谁要是走了之后再朝自己人开一枪，我沈砚之追到天涯海角，也要亲手毙了他。”
队伍里静得能听到长江的涛声。
然后，第一团团长周大勇——那个在汀泗桥被炮弹掀翻过三次、每次都从泥里爬起来继续冲的汉子——向前一步，啪地立正，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总指挥，周大勇从山海关跟您到九江，没二话。您说不打自己人，我周大勇就永远不打自己人。您要往东，我往东；您要往西，我往西。这杆关山旗在，我周大勇就在。”
第二团、炮兵团、工兵营、卫生队……一个接一个，三万人的脚步声汇成一片，像春雷滚过九江城。
沈砚之的眼眶热了一下。他转过身，对着关山旗，深深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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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时，九江城收到了两份最后通牒。
第一份来自南京，由顾同舟带回，措辞严厉：“沈砚之抗命不遵，擅离职守，着即免去本兼各职，所部由第三路军接收。限二十四小时内移交防区，违则以叛军论处。”
第二份来自武汉，由南浔铁路特快列车送来，措辞同样不留余地：“沈部滞留赣北，阻挠东征，着即克日南下，听候改编。逾期不至，即宣布为反动军队，由西征军讨伐。”
两份通牒并排放在沈砚之的办公桌上，像两块墓碑。
柳先生看完，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他的手在抖：“总指挥，现在的情况是，南京的第三路军已经到了安庆，武汉的西征军到了武穴。我们被夹在中间，九江成了一块夹心饼干。”
“饼干？”沈砚之笑了笑，“那我们就做一块咬不动的饼干。”
他铺开地图，用红蓝铅笔在上面画了三个圈：九江、湖口、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