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夜里，顺化门外大校场点起几百堆篝火。
沈砚之坐在行李箱上，面前站着两百多人：政工处的幸存者、特务营的伤兵、几个偷偷跑来投奔的赣东农协骨干，还有十几名不愿清党、当场撕了党证的下级军官。林秋月替他包扎左臂——方才破墙时他被碎瓦划了一道三寸长的口子，血浸透半边袖子。
“南京那边，”林秋月低声说，“天亮前会有密令到各师，通缉你‘纵匪叛乱’。”
“我知道。”
“武汉那边也一样，汪兆铭嘴上说左，骨子里早和南京通气了。”她抬起头，眼睛在火光里亮得吓人，“沈将军，你今天救了我们，可你把自己架在火上烤。下一步怎么走？”
沈砚之没立刻答。他抬头看天，南昌四月的夜空看不见几颗星，云压得很低，像山海关那年雪夜。他想起宣统三年，父亲沈仲山被清廷斩首前夜，隔着牢窗对他说的话：“砚之，旗可以换，天可以变，可百姓要是没了活路，换谁坐龙庭都是白搭。”
“去闽浙赣。”他吐出四个字。
篝火噼啪响了一声。
“闽浙赣？”林秋月愣住，“那里三不管，山高皇帝远，可也穷得叮当响。”
“正因为穷，才要有人去。”沈砚之从怀里掏出那面叠好的旗，在膝盖上慢慢抚平，“北洋倒了，袁世凯死了，可税照收、租照交、兵照抓。杜凤举们清的不是党，清的是替佃户说话的人。我们走，不是逃跑，是把旗插到他们不敢去的地方。”
他站起身，走到一堆行李前，翻开最上面那只箱子——里面是程振邦的遗物：一副旧望远镜、一枚北伐勋章、一本翻烂的《三民主义》。他把勋章别在自己胸口，望远镜挂上脖子。
“何甫臣留守南昌，带两个连虚张声势，拖住杜凤举三天。其余人轻装，明晚子时出发，走抚州、过金溪、进光泽。”他转过身，火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沿途不进城、不惊民、不劫粮，缺什么拿钱买，没钱写欠条。谁敢动百姓一针一线，军法从事。”
“那番号呢？”有人怯怯问。
沈砚之笑了笑，笑意里带着山海关的风霜：“从今天起，没有第三混成旅，只有一支替老百姓看家的队伍。番号嘛——”他顿了顿，“就叫它‘关山义勇军’。”
子时的南昌城下着毛毛雨。
两千多人悄无声息地开出顺化门，马蹄裹了布，车轮涂了油。沈砚之骑马走在最前面，马脖子上的铜铃用棉布缠死。林秋月骑马跟在他右侧，怀里抱着那只铁皮文件箱；左侧是背着程振邦马刀的亲兵队长哑巴陈——当年山海关起义时还是个放羊娃，如今左耳已经被炮弹削掉半边。
出了南昌三十里，雨停了。
东方露出一线鱼肚白，赣东丘陵在晨雾里起伏如浪。沈砚之勒住马，回头望了一眼南昌城轮廓模糊的城墙，又转过头，望向东南方向——那里有武夷山的余脉，有信江的支流，有弋阳、横峰、崇安、上饶那些连地图上都标不清楚的小村子。
他想起临行前张敬之偷偷塞给他的一封信。那个前清翰林如今躲在南昌乡下教私塾，信上只有两句话：“君去后，旧朝不复，新朝未立。惟民心如镜，可照千秋。”
“将军？”林秋月催马靠近。
沈砚之收回目光，轻轻一夹马腹：“走。前面的路，得我们自己踩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