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乎苏秦、张仪之流，通篇只是空口大话，只谈合纵连横，不提国政具体措施。
虽有借古讽今，谈及大梁面对北方辽国不该一心退缩的观点，但终究心术不正。
何为心术不正？
大梁入官除了科举还有举荐，不同于王诗中这等边臣，宰辅手里的举荐名额更重，天子加以考核后，甚至能直接赐予进士出身，论风光，半点不比正经进士来的差。
三舒当年写《过隋论》，也是往宰相府里投递，目的不言而喻。
怀着如此功利心思，写出的文章自然免不了偏颇。
结果也不出预料，大梁执政的宰辅也是有真材实料的，看过三舒文章后，直夸才学，却绝口不提才干，更不曾给他们片纸举荐。
到了郑浩第一次科举那年，舒家兄弟也参加了。
知贡举的前代文宗柳元知道舒尧卿斤两，考前便曾放话。
如此才子自当填词饮酒，光大大梁文坛，不至令汉晋先贤独领风骚。
说人话就是，柳元铁了心要把舒尧卿黜落。
然而审卷之时，柳元找到舒尧卿的文章，其中有一题：《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舒尧卿答道。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三杀三宥的典故，竟连天下文宗的柳元都不曾听过。
拿不准的情况下，他也不敢擅自将其黜落，只能捏着鼻子将其点录，事后回家翻书，也不曾查到何处记载了三杀三宥一事。
放榜之后，舒尧卿酒后放言，天下这才知道，所谓三杀三宥不过是舒尧卿现场编的故事，只是因他天下第一才子的名头，吓住了柳元罢了。
对此张泰安只有呵呵。
大梁科举规制之严，远非前朝草创之时。
便是错用一个忌讳字眼，或是卷面落上一滴墨渍，抑或是书写时错别了一两个字，都会被当场黜落。
且不说张泰安曾三考府试不过，对科举本身就怀着怨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