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晴解开绳结，小心的打开，里面放着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张黑白照片。
边缘卷曲泛黄，中间有一道折痕。
照片上是个歪头笑的小男孩，门牙缺了一颗。
“这是子轩，”杨雪晴把照片捧到陆诚面前，手指在男孩的脸上摸了一下。
“1992年拍的，就在他出事前两个月。”
第二样，是一封信。
纸张已经发脆，折痕快要断开，纸面上的墨水晕染开来，歪斜的字迹有些看不清。
“这是我爸写的，”杨雪晴的声音发抖。
“他追了五年，什么都没追到，最后郁郁而终。临死前写了这封信，让我继续找。”
“那年我14岁。”
第三样，是一沓车票和住宿收据。
票据厚厚的有几百张，皱巴巴的叠在一起，用橡皮筋捆着。最早的那张日期是1993年3月，雷城到广城的硬座票。
“这些年，”杨雪晴攥紧票据。
“我跑了17个省，143个城镇。”
“在砖厂搬过砖，在工地扛过水泥，在饭馆洗过碗。”
“攒够路费就继续找，花完了就打工，打完工再找。”
陆诚接过东西逐一查看。他随后将物件放回布包重新系好，递还给杨雪晴。
“1992年的案子，”他说，“具体讲一下。”
杨雪晴点头，开始讲述。
那年夏天，七月十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