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由于朝廷滥发盐引，导致盐引淤塞。
简单说，盐引实际上作为一种货币，在你明这个封建王朝，朝廷是无法抑制自己滥发的冲动的。
盐引的发放数量远远超过盐的实际生产能力，那些拿着盐引的人兑换不到盐。
然后朝廷派官员去督盐清引，这些官员的手段也是简单粗暴，就是下令盐丁增产。
大明的盐户也是世袭的，本来地位就如同奴隶，盐丁在这种高压下纷纷逃亡，导致盐产量更低。
等到了嘉靖朝，盐政更加败坏。
严党分子鄢懋卿去江南督盐，干脆直接不认盐引，将官署的盐公开叫价贩卖，还下令各个盐所上交“余盐”，合计价值一百万两。
结果就是盐政更加混乱，地方上私盐泛滥。
《新乐府报》的文章，直指盐法弊端，主张直接解除盐禁，开放私盐合法贩卖。
好家伙，苏泽本以为这些问题要在灵济宫大会上慢慢讨论出来，没想到报纸的出现加速了这个过程，在灵济宫大会之前，就已经公开讨论了。
这两个问题，就连苏泽都头疼起来。
南北、公私，这两个问题，就连后世都没吵明白，不要说大明朝了。
而且这两个问题都是老问题了，地域问题一直是各个王朝的命脉，一个处理不好就要倒霉。
东汉凉州问题，关中世族对其他州郡士族的系统性歧视。
北朝六镇遗民和河东地主的矛盾。
南朝侨民和江东土著的矛盾。
唐代的关陇贵族，和河东世家的矛盾。
到了明代，表现就是南北问题。
公私这个问题上，从汉代的盐铁会议上就开始吵了，双方都可以说是互相都有理论和事例支撑。
但是苏泽倒是不反对将这些问题拿出来讨论。
甚至苏泽提议要办这个灵济宫大会，就是为了将这些问题拿出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