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篇文章所讲的四民平等，和后世那种又是不同的。
简单的说，就是在儒学的框架下，又加入了一些佛道的说法，杂糅复古学说，又走向了奇怪的地方。
比如这文章在讨论“四民平等”，但是又歪到了复古体制上，最终竟然要回到自给自足的小民经济，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四民平等。
而文章又对“君”这个问题含糊其辞，也提不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苏泽明白这就是晚明儒学的困境。
儒学发展到了这个时候，很多儒者已经意识到再用四书五经来解释现在遇到的问题，已经是不够了。
儒生无法再从“宗周”这个“政治童话”中寻找解法了，社会发展到现在遇到的问题，也不是念经就能解决的了。
再加上中晚明一系列的社会现状，促使儒者“求变”。
于是诞生一批看起来“离经叛道”的儒生。
但实际上，他们的批判依然在儒学的框架内。
在苏泽看来，这种“求变”其实也是大明精英阶层的一种“自救”。
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变化，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也没有变化，这些理论最后都变成了“狂言”。
有些话乍一看还挺先进，但是实际的论述又搞的玄而又玄，也没有联系到真正的底层百姓，本质上不过是读书人的自嗨。
这篇文章的“四民平等”也是如此，虽然听起来先进，但是最后又回到了复古的老一套上。
苏泽并不觉得这篇文章有什么新意，但是申时行说道：
“子霖兄，这文章呼应你的废除贱籍之说，又有五省贤良文学署名，这下陛下要如何看你啊！”
果然在文章的后方，有南直隶、福建、广州、江西和山东五省的贤良文学署名。
申时行说道：
“现有新《君子报》三省联署，如今又有《新乐府报》五省同保，这样下去废除贱籍就成了南北之争了啊！”
罗万化的官场经验还浅，不明白其中的深浅，他问道：
“子霖兄又没有和这些省份的贤良文学串联，陛下应该会信任子霖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