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商税分为市税，也是开店每个月征收的定额税，以及一些过税，也就是运送商品需要缴纳的通过税。
但是这两种税都是一笔糊涂账。
两种税收无论是征收手段还是征收方式都十分的原始，逃税的手段多。
最黑色幽默的是，地方私设关卡收的税，甚至要比官方收的多。
比如在《金瓶梅》里，就讲了西门庆在码头设置“行钱关”，对往来的船收取“船料费”。
还有地痞设置“卸货关”，强征搬运费，甚至还有一些卫所会在城市附近设卡收取过路钱。
市税就更是一笔糊涂账了，就比如京师很多商铺会攀上皇商的关系，挂在皇商名下逃税。
地方上更是一笔烂账。
申时行妻家的织造工坊，苏州府的官员大概也不敢征税。
而这个时期的西方，也没有借鉴的可能。
法国还在使用包税制呢，再过上几年，法王甚至用法令让包税人世袭，这一套大元早就玩过了。
而工业时代的英国，还收过烟囱税和窗户税，按照烟囱和窗户的数量征税。
如何收商税，这是摆在内阁面前的一个问题。
向谁收，怎么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绝对不是苏泽两三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张居正叹息说道：“你既然不知道怎么收，却要在灵济宫大会上当众说出来，难道不怕成为众矢之的吗？”
苏泽说道：
“张阁老，下官在灵济宫所言，其实也是为这些商人好。”
“我朝商人，家有万富，还要藏寄于人，还不是因为没有商德的缘故。”
“若是商人能纳税，为朝廷和地方做贡献，那他们所得之利就是朝廷承认的了，就不用再如以往那样小心翼翼，锦衣夜行了。”
张居正只觉得苏泽是诡辩，但是苏泽却是真的这么想的。
纳税是一种义务，同时也是一种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