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税是不可能大幅度增长的，张居正掌控的户部，又对於杂税的徵收十分谨慎，严查地方上的苛捐杂税於是乎，商税就成了地方官府要增长收入的最佳选择。
而且朝廷也规定了，开徵商税的地区，可以开吏科试，用考试招募更多的吏员，并且朝廷还有专门的教育资金扶持，帮助地方开设小学。
结果就是，沿着长江流域逆流而上，越来越多的府县开徵商税。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正好符合苏泽的「四民道德说」，也就是「商人有纳税的道德」。
可是地方治理，素来有一个钟摆理论。
钟摆理论，就是政治上总是出现一种左右摇摆的现象。
从地方上极力反对开徵商税，到地方上到处设立税关，滥征商税，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就在户部的报表上一片欣欣向荣，各省商税飞快上涨的时候，滥征多征，设卡抽税的问题又出现了。其实这种事，原时空就发生过。
清後期为了扑灭太平天国起义，允许地方团练设立厘关，徵收厘金。
这项权力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後，清廷都没能收回，东南各省通过厘金，获得了中央财政外的收入。清末能发生东南互保，其基础就是这厘金收入。
其实不仅仅是清末，近代法国、德国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苏泽想起了自己读书时候的课文，《多收了三五斗》里写的是农民，可道理相通。
税卡一多，成本就摊到货价里，最後还是百姓掏钱。
货流慢了，价贵了，厂子出货也难。
他铺邮政、造新船、改漕运，是要让货快起来，让作坊敢开工，让商人敢贩运。
现在倒好，路上处处是关卡，船跑得再快，也得停下来缴钱。
这种税卡横行，破坏的是整个大明的商业活力。
以邻为壑，以邻强征，这样的商税，根本不是苏泽设想的，对商人利得徵税反哺朝廷，而是朝廷利用商税盘剥商贾百姓。
效率是更大的问题。
商业发展在於流通，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主义下，就算是形成地方工商业，就不过是一种垄断下的特权工坊。
垄断就能赚钱，那还搞什麽技术竞争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