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本』，指农桑；「末』，指工商。」
「《汉书》有载：「农，天下之大本也。』历代抑商，理由无非：商贾不事生产，囤积居奇，易致奢靡，动摇国本。」
但文章随即反问：
「此理於古或然，於今亦然否？」
它先列了几条当下的变化。
「其一，农事已非往昔。」
「武清伯育种实验，化肥增产，皆赖实学格物之功。此功何来？非纯农桑，乃工、算、化诸学协作。」「若无人制肥、无人造器、无人研算，增产从何谈起？农本已与工商技学密不可分。」
「其二，工商之用今非昔比。」
「军械革新，赖匠造；船舶远航，赖舟匠；铁路开凿，赖机造。无工则兵弱，无商则货滞。」「近年边关粮饷转运、棉布成药流通，皆靠商队网络。工商实已为兵事民生之血脉。」
「其三，民需已变。」
「古时民求温饱，农为要务。今京师及江南诸地，百姓所求不止於食。」
「有求棉绸之暖，有求书籍之明，有求钟表之便。此等物产，孰人供给？工匠与商贾。」
「若强抑工商，则民需不达，反生怨隙。」
文章又引了苏泽早年的《四民道德论》。
「苏公昔言：士农工商，皆国之栋梁，各有其德，各尽其用。」
「士以忠信，农以勤朴，工以精巧，商以通达。四民协和，国乃强盛。」
「此论早已破「末业卑贱』之旧念。」
「今苏公再倡「人理可易』，恰可为此论张目。」
接着分析「崇本抑末」在当下的实际後果。
「仍持旧念，则工商之才受抑，创新之术难兴。」
「北洲垦殖、南洋贸易，皆需商贾组织、工匠随行。若视彼等为「末』，事事掣肘，开拓之业何以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