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小皇帝还是下旨，并不禁止百姓庆祝元宵。
苏泽带着家人，便装前往京师的集市，感受了一下万历二年的市井风情。
苏泽惊喜地发现，大明新钞在京师推广的不错，很多摊贩都收取新钞，还有些摊贩连找零都是用新钞。
看到这个成果，苏泽自然是十分地高兴。
纸币是信用货币，也是近代财政的基石。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市面上的贵金属永远无法跟上商品增长速度，发行信用货币是必然的。
更何况大明是一个贫银国，更是要尽快发行信用货币，而不是将财政安全寄托於进口白银上。
新钞在京师流通顺利，接下来就可以在其他城市推广，逐渐推广到整个大明。
等到元宵过後，苏泽重新回到中书门下五房，看着案头积压的文书，他很快找到了一份奏疏。
这是倭国大使馆的奏疏。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倭国大使馆的奏疏，而是倭银公司在倭国分公司的经理李长顺向朝廷求援的报告。
只不过倭银公司并非是朝廷机构，李长顺也没有官职在身，所以他只能通过倭国大使黄文彬上奏。
黄文彬在奏疏中，说了大明新钞在堺港流通困难的问题。
信中所言与京师顺遂的推广景象截然相反。
李长顺在堺港推行新钞遇阻。
倭国商人虽不敢明面违抗，却阳奉阴违。
大宗贸易结算时，仍坚持用银元实物，甚至暗中以倭国自铸的劣质银判交易。
倭国朝廷与各大名虽未公开反对，却默许乃至纵容此种行为。
李长顺此前设想的「三步走方案」，强制结算、开设兑换、商税收取新钞，在实际推行中步步维艰。
倭商以「不识新钞」、「恐难流通」为由推诿，堺港本地钱庄亦观望不前。
李长顺试图以切断生丝棉布货源相胁，反激起倭商联合抵制，几桩大贸易险些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