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摆摆手，注视文焕，半晌，方道：“文郎，京师之事，你到底还是知道得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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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十七年，冬，福宁殿。
太医们施尽浑身解数之后，皇帝的病情，终于又勉强得到控制。皇帝依然不能说话，右手也不怎么听使唤，但已经可以下床走上几步了。然而，人们似乎都已经预感到皇帝的命不久矣，禁中的气氛，非常凝重肃穆。
在此之时，压力最大的，除了翰林院太医局以外，便是负责禁中侍卫的班直了。
按大宋之制度，平日负责禁中警戒的，分为五重。最外一层，是皇城司所掌的亲从官，他们掌握所有的宫门，负责宫城内外的巡逻与守护；然后便是天武军，这支禁军上军中的步兵部队，负责把守宫城的城墙，守卫皇宫、禁中两府的安全。而真正意义上的皇室安全，则是由班直侍卫负责。第三重由御龙弩直、御龙弓箭直侍卫共计十个指挥使的步军兵力守卫；第四重则是御龙骨朵直计两个指挥使的步军兵力；最核心的，当然是御龙左右直侍卫，同样也是两个指挥使的步军兵力，他们直接保护皇帝的安全，乃是班直中的班直，侍卫中的侍卫。在熙宁一朝，这个制度有所变化，因军制改革后，最得皇帝信任的，乃是殿前指挥使班、内殿班、殿前侍卫班这三支马军班直，因此殿前指挥使班、内殿班，也与御龙直、御龙骨朵直一道轮直。而杨士芳身为御龙左直指挥使，竟然是奉命护卫太子的安全，而并非跟随皇帝身边。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西夏班的存在，不过是皇帝为了炫耀武功而设立。西夏班不过三百人，由西夏的降将、豪强贵族子弟组成，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忠诚的代表。
但是守义侯仁多保忠却改变了这一切，与其余班直侍卫不同，因为是西夏人出身，仁多保忠除了皇帝以外，上至太后、皇后，下至太子、左右仆射、枢密使，都不在他眼中——这在西夏原本理所当然，但在大宋却非常罕见——在大宋禁中，无论是内侍还是班直，很少有人敢不忌惮高太后的威信，更很少有人会不害怕两府宰执的权威。除此以外，仁多保忠还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点，他在汴京没有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皇帝可以放心的相信他不属于朝中任何一派势力，他的富贵甚至是生命，都只系于皇帝一个人。而仁多保忠降将、人质的双重身份，出身西夏大贵族的先天条件，让他在处事之时，既能小心谨慎，又能十分得体。因此，仁多保忠在皇帝的心目中，俨然就成了大宋朝的金日磾。虽然他不能象狄咏一样，指挥御龙直、殿前指挥使班，但却出入警跸，片刻不离。熙宁十七年，所有的人都知道，只要有皇帝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守义侯仁多保忠在。
这一点，甚至让不少班直指挥使感到愤愤不平。但在这个多灾多难的熙宁十七年的年末，守护在福宁殿外的，依旧是守义侯仁多保忠。
“你听说过么？陈都知挨了太后的训斥……”
“休要胡说八道，谁不知道陈都知最得太后的宠信？他那么谨慎的一个人……”
身着赤红的戎装，象雕塑一样地站在福宁殿外，望着天上的雪花一片片地飘落下来，仁多保忠不由自主地又想起几天前听到的内侍之间的私语。
内侍们口中的陈都知，说的便是高太后身后最得信任的宦官陈衍。陈衍在高太后身边当了几十年的差，从未被高太后这样严厉的斥责过，因此，这个流言几天之内，便传遍了宫中，甚至连皇帝都知道了——那两个小黄门不知死活地嚼着舌头的时候，大概怎么样也想不到，这时皇帝正好心血**，让李向安与仁多保忠悄悄扶着他出来看一眼汴京的雪景。
陈衍被太后斥责的缘由，据说是因为某日高太后召见一个文学侍从，说起西汉霍光、王莽之事，那个侍从便借故说起坊间流传的“三公执政”之说，以为这是大宋建国以来未有之事，是大权归于臣下，皇帝反被架空，甚至暗讽自皇帝染疾之后，三公大小事情，不请而行，政事堂决定了的事情，皇帝也不过行玺而已。今天子尚在，三公已是如此；倘万一皇帝大行，孤儿寡母，更不堪设想。他因此直斥朝中有权臣。
不料，陈衍虽是好心，但高太后却素来忌讳内侍言政，又因他言语之中隐隐又涉及雍王，一向疼爱这个儿子的高太后心中更加不快，竟大发雷霆，借着内侍不当言政的名头，竟将陈衍骂了个狗血淋头。
因雍王在宫中人缘极好，而陈衍一生谨慎规矩，免不了要得罪不少人，这事情传开之后，宫里内侍们交头接耳，无不幸灾乐祸。内侍、宫女，大多觉得高太后无非是希望几个儿子和睦相处，陈衍却无事生非，而且一个内侍，居然敢对政事说三道四，实是咎于自取……
但是，以仁多保忠对宫廷斗争之了解，心里却非常明白，陈衍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个侍从对石、马、王三人的指控，多半是受人指使。而高太后也一定心知肚明，至于她为何要斥责陈衍，却是仁多保忠所无法理解的——在仁多保忠的观念中，高太后这样做唯一的可能，只能是因为她偏袒雍王。那些内侍、宫女的想法，在仁多保忠看来，简直只能用荒谬来形容。
不过，令仁多保忠吃惊的，还是皇帝的反映。若是西夏国王，那夏主一定会先处死两个内侍，然后将弟弟赐死，仁慈一点的，则会找个借口发配到一个遥远的军司，下令当地官员将其幽禁起来。但是宋朝的官家，却只是默默听着，忍受着这一切，他甚至制止了李向安想去喝斥那两个内侍的行为。
虽然在西夏时向往大宋的文化，但真的到了大宋朝的中心之后，仁多保忠却发现，实实在在的宋朝，比想象中的宋朝，更难以理解。
想到这里，仁多保忠不由得握紧了腰间的剑柄。
宋人将他当成金日磾，将他当成那位忠诚厚重的匈奴王子，但他心里却明白，他只是仁多保忠。他小心谨慎，他忠于宋朝官家，仅仅只是出于生存之道。仁多保忠永远都只站在胜利者一边。
宋朝官家活着的时候，他可以将自己托付给宋朝官家；但可惜的，这样的状况已经无法持久，仁多保忠必须考虑宋朝官家驾崩之后，自己的生存之法。
在这汴京的禁中之内，与他处境最相似的，便只有那位来自高丽的王贤妃。王贤妃极得皇帝的宠爱，但眼见着皇帝就要大行，这位王贤妃却连每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斟酌。因为她知道，她任何惹人忌恨的举动，当皇帝去世之后，靠山一倒，她就免不了会被人加倍的报复。所以她小心的避开一切是非。仁多保忠也同样面临靠山将倾的现实。只不过，与王贤妃不同的是，王贤妃只要小心谨慎，就不用担心富贵，而他仁多保忠，却必须选一个新主子，否则，很快他就会被遗忘。
在这里，仁多保忠只能小心翼翼地走一步看一步，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卷进这宋朝宫廷斗争的急流当中，万劫不复。
“仁多将军……”
“啊！李都知。”仁多保忠望着从福宁殿中走出来的李向安，忙收拢思绪，欠身行礼。
却见李向安手里捧着一柄玉如意，递到他面前，轻声道：“恭喜将军，这柄如意，是圣人赏赐给将军的。”
“啊？！”仁多保忠慌忙跪下接过如意，“谢圣人恩典。”
他抬头望着李向安，却听李向安轻声道：“圣人吩咐了，将军不必进去谢恩。”
“是。”仁多保忠连忙顿首应道。
福宁殿内。
向皇后坐在赵顼床边，轻声啜泣着。赵顼闭着眼睛，斜靠在**，一阵心烦意乱。
他和向皇后的感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便是“相敬如宾”四个字。但到了这个地步，皇宫之内，他唯一能信任的，却只有向皇后。朱妃也罢、王妃也罢，无论平日里多么得宠，没有皇后的身份，真正有大事的时候，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在法理上，皇后是有议政、甚至决策的权力的；而若是妃子们说三道四，那便是“后宫干政”，大臣们竖着脖子便顶了回去，碰上一鼻子灰，也没处说去。
正因为此，别看高太后平日深居九重之内，不问政事，但国家大事，她若打定了主意要插手，便是皇帝也会感到棘手。这是汉朝留下来的政治传统，叫做“以孝治天下”！更何况，赵顼深知他的这位母后，在民间、在士大夫中间，威望极高。而他也知道，一直以来，他的母后，最疼爱的儿子，都是他的弟弟赵颢。
六哥位份虽定，却到底年纪太小。国家局势如此——这几天他每天都叫人给自己读一会报纸——士林中已经有人开始反省，从赵顼的扩张政策、励精图治，到王安石、吕惠卿、石越，都受到批评。总额高达三、四万万贯以上的交钞出现问题，影响到的是每个人的利益，而士大夫们更是受害者——他们的薪俸很大部分都是交钞，偏偏到了这个地步，朝廷还无计可施。不管是从个人的立场，还是真的为了国家考虑，眼见着国家财政几乎崩溃，益州叛乱未定，东南又群情汹汹，人们对于熙宁朝政治的评价，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赵顼这些日子忧心忡忡。
他痛恨自己居然会得风疾，相比半边身子瘫痪，说不话来的痛苦，让他更受折腾。但他更加担心的，却是他死后会发生的事情。
千算万算，他没有算到政治气候居然有发生逆转的可能，在朝廷中，旧党的实力过于强大了……怀疑的情绪若扩散，也许熙宁变法就会前功尽弃！这是赵顼绝不能容许的，然而，他却无能为力。他儿子年纪尚小，在床边哭哭啼啼的向皇后，不仅缺少政治上的野心，也缺少政治上的手腕，所以，他死后，即使不出意外，也会是高太后主政。
一个本来就倾向于旧党的高太后，再加上如今朝中旧党的势力……赵顼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对石越的猜忌、防范有点杞人忧天了。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结果。
司马光也许信得过，但若有人贪图富贵，提出在国家多事之时，需立长君——赵顼无法肯定那些旧党官员究竟是会维系嫡长子继承制，还是会打着更加冠冕堂皇的旗号，来接受一位他们更喜欢的皇帝。所谓的“君子”们，也并非那么值得信任。想要改变赵顼的政策，由他的弟弟来当皇帝，比起他的儿子来当皇帝方便得多。毕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句先圣教诲，管的是他的儿子，而不是他的弟弟。况且，相比而言，人人都知道赵颢是“贤王”，而六哥却担着“顽劣”的名声……况且，宋朝还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
一想到这个先例，赵顼就不寒而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