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皮杜说，他会见了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双方都宣布要和平，和平是有依据的。
毛不以为然地挥着手说：“我一点也不同意。早晚会爆发战争。最好的计划是推断一下战争的最终结果。只有在战后，你才能考虑和平的可能性。另外，我们也可以放松一下戒备。”
毛对基辛格和拿破仑作了评价：“基辛格喜欢下达简要的命令，他的意图经常是很不明智的……拿破仑的办法最好。他解散了议会，自己选人进行统治。”
蓬皮杜询问了中国的人口情况。
毛答道：“噢，连我也不晓得确切数字。我不信我们有8亿。就是达到7亿，我也怀疑。人口普查搞得中国人似乎总在增加，另一方面，又总在表明收成不断减少。”
之后，谈话又迅速而概略地转到拿破仑的战争，纳尔逊和威灵顿，甚至亚历山大方面。毛的知识令人钦佩，只是在一个小问题上出了点偏差。他说：“那位法国大使说起法语来像是带着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口音。”
蓬皮杜指出：“拿破仑有意大利口音。”
“是的，”毛说，大概他自己想起来了，“人们都笑话他。
在最后的岁月里，毛接见了世界上数十位国务活动家，包括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扎伊尔的蒙博托、加拿大的图德尔、澳大利亚的怀特兰、尼泊尔国王奈尔雷亚、阿尔及利亚的保比·迪恩、巴基斯坦的布托、塞内加尔的桑格和尼日利亚的高汶。
1974年，毛号召进行一场新的批臭林彪，根除其思想影响的运动，并且和批孔一起展开。他的派系中的激进人物，包括他妻子，企图把批孔的矛头转向温和主义者、中间派、现实主义者—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死前所面临的最后一次挑战是抑制他妻子的野心。
1974年3月，他给妻子写信说：“……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但是，江青继续给毛写信，毛又答复说：“即使你见了我，我们也无话可说。已经见过多次了，但你从不执行我的指示。你总是谈琐事；从不和我讨论主要问题。中央委员会里有二百多人，你要和他们交谈并见诸行动。你要有自知之明。别人对你有意见，你不知道吗？
如今，毛放松了对政府的控制，因为现政府是由几乎势均力敌的两派组成的，非常便于平衡。这两派是周恩来为首的现实主义者和所谓的“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期间在上海作为青年领导人提拔的纺织工人，后来突然被推上了党的副主席的职位）—为首的激进派。
4月，当周恩来因癌症住院的时候，激进派确保自己继承毛的权力的机会陡然增加。没有周的坚定领导，较易接近毛的激进派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几星期后，江青开始接待外国贵宾。
江开始凭借自己的头衔集结政治势力。7月，她被奉为“毛泽东思想的解说人”，直到此时，这个荣誉只给过周恩来和林彪。新闻媒介开始大吹大擂女皇武则天—公元7世纪一位著名的统治者和一个短命王朝的开创者。平民出身的武则天原是地位低下的妃子，她抱着要在帝王的感情世界里居于首位的雄心踏入皇宫。皇帝死后，他的儿子和武结了婚。后者帮助新皇帝妥善地处理国事，被尊为贤明皇后。丈夫驾崩后，她自己登上了御座。半个世纪以来，武进行了无数的改革，包括妇女地位有所提高。1974年，对她的品性好的一面和她统治期间的功绩的重新讨论，明显地是与江青的政治未来有关的。
是年夏天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在他的同志面前批评妻子，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还告诉她：“你也是难改呢。”毛对同志们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接着又对妻子及其三位激进的同僚说，他们不应结成“四人小宗派”。
当炎热的气候过去后，毛又去南方旅行了。这次是去家乡长沙。后来，他的助手回忆说，在那里“他穿的那双补过多次的拖鞋又破了。他仍然不愿扔掉这双拖鞋并让助手又缝补了一次”。
但是，毛并没有安静地住多久。10月中旬，年轻的王洪文带着一连串攻击周恩来的令人动容的断言抵达长沙。这位年轻人报告说：“看来第二次庐山会议正在北京酝酿。我没有告诉周总理……我要来湖南。我们4个人开了一夜的会，他们同意我来这里向您报告。当周总理休息的时候我离开了。来这里我冒了很大风险……尽管周总理病得很重，但他正‘忙着’找人谈话。经常拜访周总理住处的人包括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李（先念）同志。”然而，毛对此毫无反应，只是说这些都要双方当面对证。(21)
11月，毛又在江青送给他的书信的空白处亲笔写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
据说，一星期后，江青又给丈夫写了一封令人惊讶的信，在进行卑鄙的辩解和气势汹汹的抱怨的同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据推测她给毛写道：“我辜负了主席的期望。因为我没有正确的自我评价，醉心于过高地估计自己。我的头脑一直很糊涂……有些不寻常的事情确实让人恐惧。我惊醒了……自从九大以后，我几乎无事可做。我被冷落了，几乎没有工作……后来，她的敌人指责说，她还要钱和官职。
毛的反应是，拒绝承认她清闲。他写道：“你的工作是研究当前国内和其他国家的形势。这已经是个很繁重的任务了……不能说你无事可做。
第二个访问毛的人是他年轻的侄女王海蓉，王转达了江青的要求，即正在为大约于新年之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人事安排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把推举王洪文作为一项议事内容。毛生气地听着“侄女”的叙说。他告诉一些同志：“江青有野心，有没有？”
尾声接近了。毛没有参加1975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两次重要的会议。尽管人民代表大会于北京开会期间，毛精神颇佳地在他的南方别墅里接见了保守的西德领导人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如今，任何事情都与党和国家领导职位的任命联系起来，那些在“**”期间受到非常严厉的批判的人被恢复了名誉。
毛将这些事情大胆地交给周恩来去处理，但他的确提过，鉴于邓小平已经改正了“**”期间的错误，因而应当恢复邓的副总理和其他职务，让他负责周患病期间的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这和4位激进主义者的愿望背道而驰。
后来，王海蓉又一次代表江青向毛报告说，在毛任命了邓小平以后，他妻子几乎不喜欢所有的政治局成员。毛的回答极为简洁：“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您呢？”王小姐问。
“她不尊重我。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这个预言完全成为现实。
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力图做自我批评，但是后来她坦白道：“我没做彻底的检讨……我无法转变思想……理解了存在着四人帮，有助于我意识到这一现实会引起宗派主义，会导致党中央委员会的分裂，有助于我理解主席为什么在去年三四次提到这个问题。我没有想到这是涉及原则性的重要问题，主席很少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5月3日，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以警告的口气批评江青等人：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在毛的这个人生阶段，许多事情是通过中间人去做的。很明显，在个人访问的场合中，毛最愿意倾听的是年轻人的诉说。“四人帮”选择王洪文或王海蓉而非毛自己的妻子去为他们说话。现在，江青又安排另一位年轻人和毛住在一起，他就是毛的侄子远新。这个男孩受江青的影响很深。一般来讲，他生活在毛的身边，是极易利用毛的体弱状况来为“四人帮”灌输激进材料的，并且在此基础上以毛的名义逐步发出有利于激进派事业的指示。
9月，江青坚持应当在电台上广播她在一次会议中的讲话，并印发原文。根据毛的继承人华主席在毛逝世后的说法，当时毛的反应简短且击中要害。
毛驳斥道：“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根据毛的工作人员讲，毛警告他们提防他妻子。他曾经告诉他们：“江青是纸老虎，一戳就穿。江青欺软怕硬，她也害怕群众。你们要跟她斗，原则不能让。怕什么，有我在嘛。
1975年7月，毛接见了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他告诉这位泰国人“水门丑闻”是因为“美国政治言论过于自由……”的缘故，“你身边正好有部录音机，把谈话录下来有什么错？美国大多数人喜欢玩录音机。”
毛抱怨腿疼，视力不济。他说话时嘴唇抖个不停。他告诉克立怎样与泰国共产主义暴动者战斗。他向克立保证：“你们不必担心泰国共产党，它存在10年了，但没有一个泰国共产党来看过我。
下一个来访的国务活动家是西德总理赫尔穆斯·施密特，他把毛描绘为一个坐下或站起都要别人帮助的人。“他的嘴张着，颚下垂着，脸就像头盔一样僵硬……毛说话的声音很小，只能断断续续地发出困难而嘶哑的声音。3名妇女……看他的嘴唇。在无法确定他说的是什么时，她们就相互协商，然后再通过毛印证她们理解的是否正确。出现混乱时，毛就用一支软笔在信纸上迅速而充满信心地写下他要表达的意思……”
毛向这位总理抱怨说：“没有人听我的。”
施密特引用了德国谚语：“滴水穿石。”
毛沮丧地答道：“我没有那么多水了。
年底，戴维和朱丽叶·艾森豪威尔访问了毛泽东，并发现他很关心年青一代的问题。朱丽叶·艾森豪威尔写道：“实际上，他是在表明，他对自己的人民，特别是未经考验的年青一代心存怀疑和失望。”他对革命将会被永久地继承下去的机会的评价没有超过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