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邓先爱上周恩来的。一个后来跟他们很熟悉的德国人安娜认为，邓相貌一般，所以周“很明显看中的是她内在的东西而并非其外表”—不过那是在长征之后的事了，长征使她变老了许多。
邓颖超后来回忆说：“一方面我憎恨旧的婚姻形式，另一方面我也不赞同所谓的自由恋爱思想。”她觉得年轻人对这些事情不太了解，所以形成一种成功的现代婚姻是不容易的。“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周恩来和我当时只是好朋友，那时我只有17岁。”
她的教师工作很辛劳，她希望在收入较高的银行谋一个职，为此便在晚上学习会计知识。正像3年前在天津上学一样，由于疲劳过度，她的身体再一次垮了下来。这样她不得不放弃学习，更谈不上在银行谋职了。在北京住了两年半之后，她又回到天津在一所小学里任教。
到1923年(4)，她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和周恩来一起成了天津学生领袖的核心人物。这些领袖定期聚会，讨论俄国革命，并受到北京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李大钊的巨大影响。中国的年轻妇女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所以西方的政治理想对她们可能有着特殊的意义。这种大胆而又新颖的自由、平等思想可能对邓比对周更有意义。
邓同周一样，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感兴趣，并于1924年加入了国民党。她见过周所尊敬的同志蔡和森。1924年她又参加了共青团，几个月后转为共产党员，被任命为妇女部部长。1925年，国民党选代表参加在广东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5)，她被选为天津的代表，正是这个机会，使她能与她所爱慕的人结合在一起。
后来，她常常对她的朋友们说当周恩来在巴黎时，他们是通过书信来往而恋爱的。另一位作家写道，他们借鸿雁传书使爱情从1922年便建立起来了。这样，才有了他们在广东的相聚。
一位西方记者是这样描绘邓的，“她有着敏锐的政治头脑，在表达其思想时又不受感情所左右；她有礼貌、和蔼可亲；而周恩来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坦率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他的夫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长处，可以在这方面给他一些弥补”。
周恩来亲切地称邓为“小超”，这就成了她后来的别名。邓是周工作中的好助手，家庭中的好妻子。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党的领导人常常到他们家里来探望，来客都无拘无束。邓从不让她的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然而，客人从用人那儿得知邓颖超总是亲自挑选购置家具，并特意指教厨师做菜。他们赞叹她不辞辛苦，既忙于政治，又忙于家务。一位传记作家这样写道：“结婚以后，他们是由邓来掌权当家。”
有人会说她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习惯，无论如何，虽说他们出身于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但他们已经背叛了那个阶级的习气、价值观及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