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由怀疑毛是因生病才回到他出生的村子，但他回家除了单纯的休养外，还有更多的含义。整个1924年至1925年冬天和次年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毛远离火热的政治生活，一定与他因未能进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魔幻般的内部领导层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有关。尽管他在31岁的时候进入了两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他并没有被完全接纳，他没能使任何全国性的领袖相信农民这个因素在中国革命方程式中的意义。
毛没有大学学位，没有写过书，没有学术成就，也没有社会地位。他在公认的领导人中的地位下降到底层，他在能量、想象力和人格方面足以弥补上述一切缺陷的优势还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效果。尽管有时他在新闻界也取得某些成功，但政治刊物主要是被已经成名的作者和具有外国文凭的归国留学生们所把持的。除了这些人的作品外，毛的文章也显得眼界狭隘，地域色彩太浓。
他从来没有在大工业城市生活或工作过，因而无法与他的同事如李立三、张国焘或刘少奇等人的经验相匹敌。例如，1925年初，当他住在湖南乡下时，在中国的城市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而这一切并没有触及到毛，因而他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所做的只是证明农民这个武器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再没有比韶山更合适的地方来思考这样一种挑战。
由于退隐到韶山，毛错过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1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及3月份孙逸仙的去世，孙的去世使国共合作的前景发生危险。与此同时，湖南的农民组织也受到5月30日英国警察在上海杀害工人的影响。
毛解释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方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蔡和森(17) 从法国回国帮助毛应付这场危机，而毛的妻子则在韶山帮助建立共产党支部。
若干年后毛回想起那些日子他进行农村调查的经历。他说，你不能仅下到村里去就希望能了解他们的结构和社会状况。
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先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1块钱。我给了他3元，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
这场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外国阔佬！”这一切并不使赵督军感到意外。在地主的坚持下，他最终发布了对毛的缉捕令，在10月派军队抓他，毛逃到广州。在去广州前，毛以怀旧的情绪作了一首第一次发表的古体诗，咏怀他所热爱的长沙城：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1925年秋毛到达国民党的首都亚热带的广州，感到一种乐观的气氛。他的前上司汪精卫在孙去世后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新主席，立场仍不明确的蒋介石担任第一军总司令。第5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刚刚开学，100多位学员参加了这期讲习所，其中五分之二的学员来自湖南，包括毛的弟弟毛泽民。毛在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担任宣传部长，同时被指定为国民党刊物《政治周报》的编辑。以这种身份，他结识了国民党左翼学者诗人柳亚子，后来与他保持了著名的文学友谊。他回到国民党营垒似乎很快就受到了欢迎。接着，国民党自身发生分裂，分成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最后以蒋介石为首）和左派（以汪精卫为首），毛继续支持左派。
12月毛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国民党右派。其中一篇第一次提到了香港，他自己从未见过香港，但文章称香港为一座“荒岛”。就是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市井语言称呼外国人。他问，如果上海工人监禁所有“红头阿三”，又有什么要紧。
1925年的圣诞节，毛从逃出湖南的工人运动组织者那儿了解到，赵督军派出全副武装的一团军队野蛮镇压了安源的一次矿工罢工，工会的领袖是个共产党，被杀害了，几个工人也被打死了，工会被摧毁。毛大怒，他到上海是想由共产党组织一次反对赵督军的行动，但陈独秀拒不支持，使毛的计划完全落空，毛感到非常失望。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央委员会刚刚投票决定把国民党约束在广东省。毛没想到在湖南发动的那场运动被看成是公开支持蒋介石的北伐计划。毛为他的朋友报仇的愿望不得不屈从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奇思怪想。
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上海遭到拒绝，毛感到很懊恼，他发表了一篇分析中国阶级关系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50年代出版的他的标准“选集”中的第一篇，题目叫《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这篇文章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毛在这篇文章中估计，在当时中国的4万万人口中，“大”资产阶级约有100万人，中产阶级约有400万人，只有这两个集团可以说是反革命的，中产阶级的左翼也能参加革命—但它会和敌人妥协，因而是不能信赖的。
中国人口的其他部分都会支持革命。在15，500万小资产阶级之中，有1，500万是富裕的，他们一般接近于半反革命，想成为中产阶级，但在战时，他们也可能参加革命。7，500万在经济上可以自立的这一部分人在平时采取中立的态度，但在战时也会支持革命。而6，000万始终不能自足的人则欢迎革命。
2万万半无产阶级都会不同程度地积极参加革命，包括5，000万半自耕农，6，000万半富农，6，000万贫农（他们会“勇敢奋斗”），2，400万手工业者，500万店员和100万小商小贩。
至于4，500万无产阶级，200万产业无产阶级，他们当然是革命的“主力军”，300万都市苦力是一支仅次于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和贫农一样，2，000万农业无产阶级也能“勇敢奋斗”，同样，2，000万游民无产阶级也可以引导成为一种革命力量。毛从这种算术中得出来的结论显然是为了鼓舞士气。
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3万万9千5百万。我们的敌人有多少？有100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400万。让这400万算作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500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3万万9千5百万人的一铺唾沫。(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