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夜，蒋介石元帅为毛抵渝设宴接风。这是他们18年来的第一次会面。一个现场目击者记述：“蒋为他祝酒，他仅仅用嘴唇碰了杯子。头两天，毛作为客人住在重庆城外他的死敌的避暑别墅里，而周恩来为防投毒，总是先替他尝第一口酒。
有周和一同从延安飞来的王若飞作后盾，毛一头扎进了与国民党领袖的谈判中。毛事后回忆道：“蒋谈论的是和平……可他又下了不光明正大的命令。谈判期间他对我党发动进攻，被歼灭了3个师……9月4日，毛和蒋第一次举行不带任何助手的私下会晤。但是，分歧依然如旧：蒋要求在联合政府中共产党军队不得超过12个师，而毛则要求占20到24个师。
在这段时间里，毛巡回穿梭于茶话会、鸡尾酒会、欢迎会和记者招待会间，向中立的中国人阐明中共的观点，并向这个当时作为中国临时首都的城市里的外国人做各种说服工作。他除了会晤苏联、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大使之外，还会见了几个国家的援华组织领导人。他将他的诗《沁园春·雪》的抄件送交《大公报》发表，借以改变其粗陋、没文化的农民领袖形象。“全国人民希望和平，”他告诉应召而来的外国记者，“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5)
毛特别热心于会见进步的美国人，他在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威廉·欣顿和杰拉尔德·坦南鲍姆。八路军办事处坐落在重庆一条肮脏狭窄的街道上，是一所白灰抹墙的房子，这里实际上被当做中共的临时“大使馆”。使这两个美国人感到惊奇的是，毛详细地向他们评判了杜鲁门和美国的劳工运动。
他想弄清楚“farm bureau（农业协会）和farmers’union（农民联合会）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美国大多数工人没有组织起来？……”
毛还会见了三个年轻的美国飞行员，霍华德·海曼、艾德沃·贝尔和杰克·艾德尔曼。这三个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知道毛的烟瘾很大，而延安的香烟短缺，“所以我们从我们的定量中拿出几盒美国香烟，并写上了简短的话，表达我们对中国人民的繁荣、和平将来的祝愿”(6)，把它们留在了毛的总部。
作为回敬，毛邀请他们吃饭，对此，二等兵海曼回忆：“毛与工人、领导人、厨子、侍者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爱与热情。我从中找不出哪怕一点儿傲慢浮华、礼仪规矩和屈尊俯就之感，或者其他什么矫揉造作的东西。”毛泽东是否抽了这些烟，无从知晓，但其后不久，毛在重庆时的一位中国老熟人收到了毛赠送的“好运”牌香烟，因此，也许这些礼物又被当成礼物了。
5个星期后，双方开始达成谅解。10月8日，毛出席了国民党的一个招待会，并乐观地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的祝酒词是：“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两天后，他与总裁签署了临时协定，当晚，蒋介石邀请他看歌剧。就在毛看歌剧的时候，他的汽车在停车场被炸。如果说应有所暗示的话，这便是一个信号，无论总裁作何打算（共产党也因20年代的经历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们），国民党中总会有一些不愿与毛合作的分子的。10月11日，毛在这不和谐的旋律中飞返延安。
他是在情绪低落、健康不佳的情况下返回的，他对他的同志说：“在重庆期间，我的神经过分紧张。现在还感到十分疲乏，体力衰退，时常心动过速，头昏、失眠、梦中出汗。”据他的一个同事说，他患了半年多的神经衰弱。
就其从重庆带回的协定，他解释说：“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前途有两个，一个是继续谈判，另一个继续打下去。“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只要毛泽东有几个月没有发表声明或公开露面，传闻便沸沸扬扬。其中有一个传闻是，毛已到苏联，正与斯大林共商共产党接管中国之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刻正是斯大林已经得出中国共产党过于弱小，无法赢得反抗国民党的国内战争这一结论，因此不准备帮助中共之时。1945年末，苏联人将离苏联边境不太远的重镇山海关交给了红军，结果却眼看着国民党麻利地挫败中共，将其占领。
1946年4月，与毛同辈的4个领袖，在一架美国运输机自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因坠机事故丧生。他们中有毛当时在权力场上的老对手博古和颇具潜力的新手、毛在重庆的谈判伙伴王若飞。但与此同时，过去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另一个幽灵，在莫斯科待了15年之后，又突然在中国出现。人们从李立三在哈尔滨的露面推测，他可能是被斯大林派回来接替毛泽东的位置的。然而红色区域对毛的迷信仍有继续，毛的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张如心(36) 在1946年声称：
有人说毛泽东是个天才，一个英明的人。的确，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但必须指出的是他的天才既不是神秘的，也不天赋品质的结果。他的天才、智慧、才能是中国人民才智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是最杰出的炎黄子孙，是中国人民最卓越的象征。同时，他也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一个科学家，一个天才和一个革命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忠实信徒。
5月间，国民党和西方的新闻机构又坚持说毛去了莫斯科，但是这一谣言又被有力地否定了。10年后，毛在谈到中国革命这一极为艰难的阶段时，公开地、半真半假地诘骂斯大林。他在1956年宣称，斯大林“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
英国作家罗伯特·佩恩6月间在延安一所挂有孙逸仙、蒋介石、杜鲁门、斯大林和艾德礼肖像的简陋房间里见到了毛。与30年代相比，延安诸方面都略有改善。承蒙“迪克西使团”发电站的特许，这里有了电灯，电影则正在上映1946~1947年的《舍伍德森林匪徒》和有点不合时宜的《多莉姐妹》。
佩恩声称，拍照并不能反映自己对毛的以下真实印象：
“……这个人留着青黑色的飘逸长发，戴着圆圆的银边眼镜，柔和的下颌，缩拢着的，甚至有点女性化的嘴唇，大学教授般的风度……一会儿像孩子似的痴笑，一会儿又深沉地富有权威性地、带着十分独特共鸣的轻声细语。他已经53岁了，看起来像30岁……他穿着黑棉布拖鞋，棕色羊毛中山装。摆手时，他将肘部抬到肩膀的高度，这是个古怪的姿势……
国民党现在全然丢掉了合作的伪装，对共产党发起了全面进攻。毛不得不面对一场既得不到苏联的支持，也没有美国援助的武装斗争。然而他似乎知道自己是赢定了。正如他8月间对美国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也正是在这次会见中，毛详尽地阐发了他的关于原子弹的名言。斯特朗想知道如果美国用原子弹对付苏联，那将会发生什么。毛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他还对今后世界区域性划分作出了分析：“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他预言，这一地带反抗超级大国压迫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长。
8月底，毛到哈尔滨与林彪商计东北红军如何对付国民党进攻的问题。据说，刚刚从苏联回来的李立三已经得到林彪的政治保护。在众人面前，李立三表现出一副忏悔的面孔。9月初，他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表示：“历史事实表明，毛是对的而我错了。庆幸的是我又被引回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但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却报道，李正在北方组织一个反对派，以削弱毛的领导。此举的目的在于在苏联帮助下，在东北或蒙古建立一个自治地区。
10月，《纽约先驱论坛报》的a.t.斯蒂尔采访了毛。斯蒂尔想弄清毛是否把蒋看做中国“当然领袖”。毛回答：“世界上无所谓‘当然领袖’。毛对美在中国伪善调停颇有微词。
毛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这场国内战争是血腥残酷的。在对其同志所作的关于日本投降一年来中共抗击国民党的报告中，毛说：“过去3个月经验证明：歼灭敌军1万人，自己须付出2000至3000人的伤亡作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的力量四倍于共产党，在1946年到1947年内战的开始阶段，红军在长城与长江之间被消耗了六分之一。(37)
1946年末，毛在延安接待了一群西方记者。其中一位记者报道说：“他看上去明显地从去年冬天那令他倦怠的过度劳累中恢复过来了。他时常解颐开怀……”(21)《纽约时报》一名记者把他描述成一个“颇有些女人相的男人，穿着家织的棕色上衣，戴着黑布帽，坐在那儿熟练地用牙嗑着西瓜子……几天后，《新闻纪事报》的杰拉尔德·山姆逊在席间提起苏联人正将工业装备从东北撤走之事。毛解释说：“苏联军队从未用它来屠杀中国人，可如果蒋总裁得到它，他会把它用于这个目的。”当然，一些观察家相信，斯大林这是在蓄意拒绝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至于将来，毛向山姆逊保证：“共产主义中国的最初阶段是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期。
此时，毛也十分清楚党内外在反对他的领导，他对此深恶痛绝。从他抄录给一个朋友的唐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毛在1947年头几周内果真“卷土重来”了。这也是他通向北京权力的艰难历程中最后的一搏。3月12日，国民党对延安发动了意在迫使中共放弃其首都的大规模空袭。在指挥疏散的紧张日子里，毛比平时花费更多的时间同孩子们玩耍，明显地要给人以轻松的印象。
3月18日黄昏时分，积雪厚达12英寸，红军出发了。身后留下了被敌人炸得遍地瓦砾的空城。几乎同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延安。
毛坐在一辆吉普车上，这辆吉普车驶出延安仅几英里远时曾被敌人飞机的机枪击中。一个西方通讯社报道说他左胸中弹负伤。实际上，尽管车顶被穿了几个洞，但车上乘员没有一个受伤，随后，他们用树叶将车子伪装起来，继续前进。
就在此刻，毛和妻子恐怖地意识到，他们没把孩子带在身边。毛的小女儿毛毛在从延安仓促撤退的慌乱中走失，(38) 从此杳若黄鹤。但在紧急搜寻中却在一户农家里找到了天真活泼、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李讷。为了安全，小姑娘被送到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身边，后者被派到军事上相对安全些的地方。小姑娘在邓的监护下生活了几个月。直到70年代，她仍称邓为“邓妈妈”。
始于1947年3月的这一旅程，变成长达两年的另一次长征。毛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躲避国民党军队。危险与骚扰相加，使毛及其部下养成了日出而息、日落而行的习惯，后来他们发现，这种习惯已很难改掉。不论到哪儿，只要能待几天，他们都要在那一地区搜罗转战需要的“三大法宝”—毛皮、草药、食盐。为将被敌人发现的机会减到最低限度，领导人都用了化名。毛化名为李德胜—意为“坚决要战胜”。中国的一些报纸谣传说毛已去了朝鲜。
共产党的领袖们在放弃延安时都已分散，大部分书记处成员，包括毛和周恩来，在坚守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又北上向长城推进，与此同时，刘少奇、朱德则向东，在河北西柏坡建立了一个工作委员会。毛在负责指挥整个前线战局的同时，还“亲自指挥了陕北战场”。
毛的小分队辗转到了青阳岔。4月9日，毛在此起草了一份通知，向党内其他同志说明眼下发生的一切。他命令他们保卫西北解放区，“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同时他说明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要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
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向王家湾进发。毛不得不吃“用谷粉和榆钱”做成的稀糊糊。他的警卫员发现他因饥饿劳乏上马后在鞍子上直打晃。他的助手们慌忙拿来担架。
“这是什么？”毛笑道，“你们又想让我上担架？”
“您太累了，”警卫员说，“同志们都愿抬您。”
“大家都累了。”毛争辩着，继续骑着马。
在王家湾，他们休整了近两个月，在这里，毛给彭德怀将军和前线其他司令官发了一道命令。他写道：“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磨菇’战术。
王家湾是座仅有10户人家的村子，坐落在山脚之下，而敌营距此仅6英里左右。一个老农将其摇摇欲坠的破窑洞借给了共产党的领袖，窑外是一座充斥着腌菜缸辛辣气味的小院子。
这是两孔相连的窑洞，毛与妻子住在里间，周恩来和其他两个中央委员住在外间。每当四个人要商议什么时，江青只好离开窑洞，待在一间驴棚里。江青后来还曾经回忆她是如何一连几天和驴待在一起无所事事，一身虱子跳蚤，身体也掉了分量的。
正是在这里，毛有了非比寻常的机会去扮演一个可亲的校长角色。一天，他们的“东道”，村子里那个借窑洞给毛的老头儿，在他们听收音机时走了进来。他以前从未见过收音机，见了之后便大为惊异，前后左右看了个遍以后，说：“这是什么？里面可有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