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毛在“**”中最主要的合作者林彪和陈伯达企图进行一次政治夺权。很明显，他们相信毛已经成为一位令人生厌的领袖，而林彪对军队的控制将迫使其他政治家站到他们的过激政策一面来。这个计划就是，让林彪就任国家主席，让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份由陈起草的关于天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决议。将会成为林彪集团的总理的陈显然认定，林彪比毛本人更坚定地执行毛主义的政策，而且更有力量工作。
林背着毛搞阴谋，并想在毛活着的时候成为国家首脑的想法使毛异常动怒，以至周恩来和憎恶林彪的将领居然能说服他放弃林、陈这两个追随者。面对此状，林大概决定牺牲陈伯达，以便自己安然脱身，因为这个时期只有陈伯达被免去了领导职务。中央委员会在中国的新宪法草案中插入了下列语言，毛“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首脑和全国与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在有生之年实施统治。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在讲话中指出，他的敌人“……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指毛、周和康生。—著者），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他们发难……共两天半……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评论道：“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天才是靠……集体智慧。”
毛指出，林的一些讲法是错误的。“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毛把陈伯达的思想批评为典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会后，陈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
毛如此残酷地攻击一个过去曾经与他过从甚密，并为他的传奇色彩贡献匪浅的同事，似乎令人费解。
但不管怎样，此时毛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影响可能非常之小，以至于他无法阻止周恩来和将军们，以及那些希望切断自己与极端主义分子的联系从而逃脱惩罚的左倾分子们，作出他们希望作的决议。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陈的倒台被党内的许多干部视为毛的激进政策现在正为党所抛弃的征兆，因为那种激进政策是陈积极帮助制定的。
3年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正式将陈伯达逐出领导集团，并斥之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在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眼里，所有这些一定会大大损伤毛对人的本质的判断力方面的声誉，因为主席曾经和一个证明完全是异己分子的人那么亲密地共过事。
毛自己肯定也有这种顾虑，因为庐山会议后，他马上发出了一封致全党的公开信来解释自己的立场。“陈伯达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陈伯达一直和我争论天才问题，认为天才是天生的，而不是从实践中或者群众中培养起来的，让我承认他是个天才。他这么做不为别的，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投机分子……
10月1日，埃德加·斯诺和妻子出席了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庆典。在巨大的观礼台上，毛让他们站在自己两旁，而对城楼下游行的百万中国市民，俯瞰天安门广场。这是美国人第一次获得如此之高的荣耀，外界普遍认为它是一种和解的姿态。毛对于美国的思想路线，当然没有变。是年早些时候，他在有关印中关系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尼克松的法西斯主义暴行”。
1970年11月，毛长期等待的美国承认终于有了突破口，它是作为巴基斯坦前总统叶海亚·汗进行国事访问的副产品而出现的。几星期前，这位巴基斯坦人曾在白宫与尼克松总统交换过意见，现在他给周恩来带来了一封尼克松的私人信件，信中建议由一名高级美国人士访华。周对此未作任何鼓励，但答应晚上和毛商量一下。
令叶海亚·汗惊讶的是，第二天周告诉他，中国欢迎尼克松的建议，并非常高兴接待“一位高级人士”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周还说，毛自己评论道：“这是第一次通过一个国家首脑把一个国家首脑的信转交给一个国家首脑。
当1969年最北端的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剑拔弩张之际，美国人的行为无疑是最能激发毛的兴趣的东西，它促使毛改变了主意，邀请尼克松。具体细节尚不清楚，但至少尼克松曾经拒绝给苏联攻击中国以道义上的支持。
在这些戏剧性的变化过程中，埃德加·斯诺一直在中国旅行。12月10日清晨，在北京饭店他很早就被叫醒了并且得到通知去毛在紫禁城的寓所里吃早饭，他们一直谈到下午。
斯诺注意到，“他有点感冒。他疑惑不解地大声说，医生好在哪里。他们连感冒这样的小病都防止不了，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他同意斯诺的建议，试服几剂林诺斯·保琳医生推荐的维生素c。
他们讨论了斯诺写的关于他们六年前的那次谈话的文章。那时，毛声言，中国存在着“个人崇拜”，而且有存在的理由。但现在，无疑，个人崇拜搞过了头。毛说，对于人民来讲，要克服三千多年以来崇拜帝王的传统习惯是非常艰难的。他列举了给予他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他的评价是，真讨嫌。它们最终都要被丢弃，只有“导师”会保存下来。自年轻的时候在长沙以来，他时常当教师，现在仍想保留这种身份：“其他的头衔统统丢掉。谢谢”。毛又一次说他“会很快去见上帝”。
斯诺谈起了中国最近控制生育方面的进步。毛领会了他的意向，说，不。农村妇女仍然想要男孩。假如第一个是女孩的话，她们会继续生育，力图有个男孩。斯诺又谈到了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毛则谈了他对中国和美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如果苏联没有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毛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高的工业生产力和大学教育水平。他将很高兴看到那里出现一个革命政党，尽管他并不奢望最近的将来它就能产生。
毛继续说，中国正在研究允许美国的左、中、右三派人物访华的问题。像尼克松这样的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右倾人物可以允许来吗？是的，毛自问自答道，尼克松应受到欢迎。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必须和尼克松一起来解决。毛将很高兴与他会谈，不管他作为旅游者来还是作为美国总统来。
中国还将学习美国通过分权—把权力和财力下放到50个州中—而获得发展的经验。中央政府不能包揽一切，中国的未来要依靠地区和地方的主动性。
斯诺问道，苏联人是否怕中国。毛回答，据说是这样。一个人甚至会害怕屋中的几只耗子，也许他担心它们会吃掉糖果。如果有必要，争论将不得不继续一万年。但是，柯西金来的时候，毛却告诉过他，会谈后苏联人可能要被指责一千年，不会再多。
苏联人看不起中国人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认为自己只要发一个命令，其他人就得遵守。他们没有意识到有人不想这么做，其中就有谦卑的毛本人。中苏两国的思想分歧现在已变得水火不容，但他们最终会在两个国家之间解决存在的问题。
当这一天的上午结束时，毛陪同斯诺走到门口，并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带着一把破伞漫游世界的孤独的僧侣。汉学家指出，中国短语“伞下僧”是个双关语，意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1971年初，毛开始反击林彪，他改组了华北和北京地区的军事领导机构，撤换了38军中亲林的指挥官，并把该军调出北京，这样一来，便抽掉了他的前副职的权力基石。同时，毛及其私人随从悄悄搬出中南海，因为他们的敌人已潜入那里。后来，他们声称，在中南海吃、睡都不安全。
林彪及其妻子、儿子计划在遥远的上海或其他中国中心城市孤注一掷，发动反毛的军事政变。林的儿子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与空军有着关键性的联系。
3月18日，这位林家少爷对两位空军高级将领说：“我们必须制订一个政变计划。”还说“子爵（指他妈妈）说必须注意安全”。
两天后，第三位空军高级将领抵达上海，参加了讨论，最后，在3月22日和24日之间，著名的《571工程纪要》出笼了。中国“五、七、一”的谐音正好是“武（装）起义”。
林能继承毛的御座的各种方式都由他的追随者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根据其中一人的坦白，他们感到和平演变是最理想的，但需要5年或6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可能发生很多变化，“没有人能够预见领袖（指林彪）目前的地位能保持那么久”。
林彪毕竟有可能被他人取代。“一切都无法预料。主席的威望那么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另一位助手表示异议：“统帅是主席自己选的。”“刘少奇也是他自己选的。”第一个说话者反驳道。于是宁肯提前采取夺权行动的计划便订了下来。
要想保住林的地位以便继承毛的权力，一种方式是除掉张春桥（被认作林的主要对手）；另一种方式是“危及主席的个人生命”，但这会导致难以控制的政治局势的出现。
4月，毛运用他所喜爱的侧翼击敌而非正面进攻的策略开始行动。他安排了一次有99位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会上进一步批判了陈伯达，而且要求忠于林的5位将军（包括林的妻子）做自我批评。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林的妻子非常紧张以至于想马上实施571工程，但林决定等一等。
8月中旬，毛离京去各省秘密巡视以搞清林彪的行为和作用。他攻击林在政治上利用叶群，对此，他的许多听众肯定在内心里认为，这也适用于江青。毛说：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4个人(20) 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这无疑是要消除下述事实给毛自己的声誉所造成的损害，即陈伯达长期以来是毛的私人秘书。当然，毛的话也拉开了自己与妻子的距离，后者在毛最后的政治斗争中正走向舞台的中心。
接着，毛列举了“十次路线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他对党的领导（实际的或潜在的）一度受到威胁—这就是1927年的陈独秀；1928年的瞿秋白；1930年的李立三；1931年的罗章龙；1931年至1934年的王明；1935年的张国焘；1953年的高岗；1959年的彭德怀；1967年的刘少奇和1970年的林彪。
当毛正在发表上述谈话的时候，据说林的人正计划在从杭州到上海的路上炸毁他的火车。但是，林的女儿豆豆，良心发现，急冲冲地跑去告诉了周恩来这一阴谋，周得以及时地向毛发出警报，毛的生命因此得救。当毛于9月12日未损毫发地返回北京之际，林乘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掉头逃往西北，大概是要去苏联。但是，飞机于凌晨2点半坠毁在蒙古境内，据报道，9位乘客全部罹难。反叛结束了。
毛对林总怀有某种轻蔑，可能是因为林智慧有限。这位瘦削的、一味顺从的、优柔寡断的人物完全缺乏领袖的魅力，令人惊异的是，他在中国领导层内居然爬得那么高。只有勃勃的野心驱使着他。在一次莎士比亚也会叹为观止的讲话中，毛说：“林……一天吃一斤多肉，还是没有胖。就是10年以后他也会这样。”整个世界仍然等待林彪衰亡的真相，对此，只有毛主义者知晓。但是，至少可以说，林未能组织一次成功的暗杀。
几天之内，林死后的声誉便受到全中国的咒骂。一家省广播电台把他骂成“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1972年2月21日，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尼克松总统飞抵北京会见毛。多少世纪以来，诸侯王公携贡物来到紫禁城，但从未有过一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的首脑来到这里向中国领袖致意。
尼克松在飞机降落后的三个半小时内，就在中国电视摄像机下坐到了毛的办公室里。毛在一位秘书的帮助下站起来。
当他握住美国总统的手时，第一句话是：“我说话不太利索了。”后来，周恩来告诉尼克松，主席患支气管炎大约有一个月了。这次握手并非仅有的一次，在后来的会谈中他又握了一次。尼克松在日记里将它描绘为“最感人的时刻”。当毛伸出手时，“我也伸出手，他握了大约一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