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下，项南等人的建议很快变成了现实。厦门经济特区迎来了更加开放、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领导工作中，每个人分担着不同的职责和任务，这些工作是整个全局工作的组成部分。要把工作做好，除了领导者本人主观努力外，还必须发挥其他人才的支持和努力工作。作为一个事业的领导者往往善于调动和发挥其他人的积极性和能力，因此，真心理解，真诚的鼓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学习邓小平的用人之道，可以使广大领导干部在领导工作中更加走向成熟。
七公道，不带偏见
毛泽东曾称赞：“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
邓小平的公道作风，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人对事的看法和处理不带偏见，不存私心杂念；他伸张正义，从来不有意整人；公道待人处事，是邓小平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的突出特点之一。
他在领导广西百色起义时，对李明瑞的态度，表现了他对革命同志的公正立场。
李明瑞原为国民党桂系的一名战将。他和他的表兄俞作柏一道，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投入国民革命。他年轻胆大，骁勇善战，在统一“两广”时曾屡建战功，在北伐战争中更是功勋卓著。作为第七军的主攻部队，他与友军攻下长沙，攻下咸宁，攻下武汉最后一道防线险关贺胜桥，进而挺进江西。不到三个月即三战三捷，最后在龙潭战役中，全歼渡江北来的孙传芳部队。李明瑞勇不可挡，屡建奇功，是北伐军中赫赫有名的一员能征善战的战将。
本来对于像这样一位有功之臣，应该是奖赏有加，但李宗仁、黄绍竑却嫉贤妒能，对李明瑞大加排挤和削弱。李明瑞对李宗仁、黄绍竑等人的营私舞弊怀有极大不满，相互间的矛盾已发展到水火不容的程度。这时；蒋介石企图利用李明瑞，并以高官厚禄对其进行拉拢。但李明瑞早就知道蒋介石的为人，执意不肯。他通过各种关系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要求共产党派人对他进行帮助、合作。
邓小平受中央之派，到了广西，了解到李明瑞的这一情况后，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李明瑞逐渐支持农民武装，公开反蒋。后来，经邓小平亲自做李明瑞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革命道理，指出军阀混战的危险，向他说明党的计划是在左右江创建革命根据地，准备进行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请他任红七、八军总指挥，希望他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李明瑞欣然接受邓小平的劝告，毅然选择走革命的道路。在这期间，蒋介石曾多次派人带着广西省主席、第十五军军长的委任状和巨款到龙州等地，向李明瑞进行拉拢、引诱，但李明瑞不为所诱，断然拒绝，坚定跟共产党走，参加革命队伍。
李明瑞放弃了优厚的社会地位，拒绝了蒋介石要给予他的高官厚禄，毅然选择了一条万般艰难的革命之路，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毫不动摇，勇挑重担。他有胆有谋，指挥有方，为红七、八军的建立和发展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但是，对李明瑞这样的人，当时被“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对他存有疑虑，三令五申地说，不要对李存有幻想，甚至明确指示：“坚决反对他入党”，并强令“驱逐他离开该地”！邓小平与李明瑞之交，不到一年，非亲非故，但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和信任，对李明瑞强烈要求加入革命队伍的愿望最了解。他知道李明瑞，革命也需要李明瑞，因此，邓小平不仅在起义中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大胆地起用他，而且后来利用回上海的机会，说服了党中央，批准了李明瑞加入共产党，使他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成为为中国人民求解放先锋队中的一员。
但是，1931年10月，李明瑞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不幸惨遭杀害，时年35岁。他含冤而死，直到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党中央才为李明瑞公开昭雪平反，恢复名誉，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邓小平对李明瑞一直是很怀念的，70年代的时候，他还曾几次对毛泽东说过：“李明瑞是错杀的！”
邓小平对李明瑞看法、起用和处理都是很公道的。
在战争年代，刘邓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疾恶如仇，但是，对同一革命阵容中的同志都是一视同仁，没有任何偏见。
1945年11月，刘邓首长约曾克和另一位同志到他们那里去。
这是曾克第一次见刘邓。当时曾克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问题”的干部。
曾克一进来，刘邓首长身着半新不旧的军装，很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并特意叮咛他们不要摘帽子。这时已是严冬了，刘邓首长的屋里还没生火。
邓小平把茶杯递过来：“喝点茶，暖和暖和吧！”
“在延安，这时候都烧火盆啦，可在前方还不行，你们习惯吗？”刘伯承问他们。邓小平递过一支外国三五牌香烟：“抽支战利品，也是增加热力的！”
“你们到这儿快两月了，我和邓小平今天才见大家。怠慢了！”刘伯承负疚地说。
这么客气，曾克他们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们这儿缺少文化人，是个贫瘠的地方。欢迎你们来这里垦荒。”邓小平恳切地说，“现在好了，你们来了。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出来，只要能办到。”
“我想先到可以看的地方……”曾克话没说完，邓小平皱了下眉：“可以看的地方？”他重复着，“难道还有不可以去的地方吗？”邓小平问。
“政委，我的抢救结论还有保留问题。”曾克为难地说。
刘邓哈哈大笑。刘伯承朝邓小平说：“我们真是官僚主义，请来的客人心上带着枷锁，先给他们松绑！”
邓小平说：“你还没听说吧？我和司令员8月25日从延安一回来，就出了安民告示。蒋介石要打内战，咱们得准备打仗。整风、‘抢救’弄错的问题一风吹了。”说完，邓小平站起身，拍了下曾克的肩膀：“把包袱丢掉，轻装上阵！”
对于一个“有问题”的干部，邓小平和刘伯承把他当作同志和战友，不带有色眼镜，这使曾克很受感动。这番谈话之后，放下了思想包袱，他觉得十分的轻快。
要搞好工作，一位领导者非得有许多人协同配合，共同推进不可，只有领导人讲究党性原则，公道正派，豁达大度，不徇私情，待人处事不带偏见，就能获得同志和下属的信任，才能团结带领大多数人一道努力，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作为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学习邓小平公道正派，没有偏见看人待人的领导用人艺术。
八严于自责，宽以待人
邓小平一生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他对自己的功绩和业绩看得很轻，尤其在处理上下左右关系中，他从不表功，不诿过，甚至推功揽过，多做自我批评。严于自责，宽以待人是邓小平领导用人艺术的重要方面。
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谈到“**”前党所犯过的一些错误时说：“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7页）
1980年8月，邓小平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到对自己怎样评价时，又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3页）
邓小平一旦发现自己有缺点或错误，就高姿态地作自我批评。他对高级干部要求很严，但是，他首先从自己严起。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中，邓小平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和反省。他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针对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我们必须清楚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的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07页）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肯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从来没有回避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
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1989年4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又说，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执行几年，发展顺利。但接着经济发展过热，带来一系列供求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对这一现象，哪怕三年前，如果警醒一下，能够注意到，现在情况就要好得多。
伟人的伟大与高明之处，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能够及时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邓小平严格要求自己，有了缺点或错误，能够开诚布公地作自我批评，做到有误必纠，知错必改。这既是他的自谦品质，也是他的领导艺术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严于自责，邓小平的自我批评不但不影响他的伟大，反而更加获得人民崇敬和爱戴。毛泽东曾经就称赞邓小平“他犯了错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2页）。
邓小平为错怪黄华公开道歉的事，更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1984年5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正在北京出席六届二次全国人大和政协的港澳代表，当时中英双方正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邓小平就香港问题对在场的港澳代表和记者说：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发言，除了他本人和负责具体问题的姬鹏飞等人之外，所有其他人的发言都无效。
邓小平此时很激动，继续说：“我要辟个谣，黄华、耿飚讲的香港驻军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去登一条消息，没有那回事，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个英国外相豪和我会谈时，他也承认，他也说：当然希望中国不驻军，用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他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香港主权，就有权在香港驻军。这个明确得很，难道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吗？那还叫中国领土？”
引致邓小平批评黄华、耿飚的导火线是一份香港报纸刊登的一条消息。报载前国防部长耿飚在出席人大代表小组会议时说：中国军队将来不会驻在香港，而香港人也无须负担军费。邓小平还听说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也曾接受过香港记者的采访，谈了香港问题。但他当时并不知道黄华所谈具体内容。盛怒之下，邓小平把他们两人点名批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