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是实现领导工作的重要环节，更是领导工作的核心。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领导工作的成败和领导形象的好坏。
调查研究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项基本方法，是领导科学活动的一项基本内容，它为领导决策提供客观依据。要想正确有效地做好领导工作，领导者就必须把调查研究放在首要位置。邓小平是科学决策的典范，他在一生的领导活动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并且创造了许多调研方法。
一先调查，后做结论
领导者要做到决策科学化，保证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离不开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科学决策就是调查研究结果在领导工作中实施的过程。调查研究与科学决策是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相互提高，相互促进的。对一位领导者来说，“用90%的时间搞调查研究，要用10%的时间作决策”，才能在了解掌握真实情况的基础上，使决策正确。先做调查后决策，这是领导者必须掌握的方法，也是邓小平的领导方略。
领导工作中的调查研究十分重要，没有调查，就不能掌握情况，处理问题就会不准，甚至犯错误。邓小平是重调研的杰出领导者。
江西瑞金。1931年6月的一天。当地革命先行者、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肖连彬、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被粗大的棕绳捆绑着，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在枪声中，他们倒在地上……这是瑞金当时推行“肃反”运动的结果。
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含冤而去。
后来，邓小平奉命来到瑞金，邓小平就任后，派出五六名得力干部组成调查组，深入到各区乡去调查了解情况，召开全县活动分子和县区乡主要干部会议，讨论过去肃反中的偏差。
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基本弄清了原瑞金县委主要领导李添富大搞肃反扩大化的事实。邓小平果敢下令，拘捕了民愤极大的李添富和县苏主席谢在权等人，制止了乱捕乱杀现象，释放了大批无辜在押的干部群众。
9月底，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绵江中学召开。大会公审枪决了李添富、谢在权，选举产生了新的县苏维埃、县工会等主要领导和出席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随后，建立健全了司法、裁判等各级组织机构。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作了严格的规定。在县城和壬田、武阳、安治等乡村召开群众大会，为蒙受冤屈的大批干部群众平了反。“全县局面大为改观”（邓小平语）。
邓小平主持纠正瑞金“肃反”错误的做法，得到了赣东特委和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及驻瑞金的党内领导人的支持。同年12月来到苏区的周恩来也支持这种做法。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先调研，再做决策就能防止拍脑门决策，这是科学决策所必经的环节。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深知身上的责任重大，所以他从来不在不掌握情况的时候，断然决策，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的上马是邓小平先调查后决策的又一杰作。
对于三峡工程的建设，早在很多年以前就有人建议过，随着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力的提高，对于主建三峡大坝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这一议案送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手上。但是对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多年来又存在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拦江建坝势必破坏长江水道引起重大的自然问题，得不偿失。到底三峡工程能不能建？
1980年7月初，邓小平来到三峡，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魏廷琤一路陪同。
7月11日晚，邓小平乘坐的轮船停泊在万县。谈起鄂西资源情况，魏廷琤告诉邓小平：“鄂西铁矿储量很大，在宜昌、恩施两个地区，储量就有17亿吨。经冶金部门长期研究，准备开采。”
邓小平问：“矿石的品位如何？开采和选矿技术能不能解决？”魏廷琤回答说： “含铁量约为30%到40%。地下开采和红矿选矿问题，采用先进技术可以解决。”
“那么运输问题呢？川汉铁路选了哪几条线？”邓小平关心地问道。魏廷琤详细汇报了川汉铁路选线的南、中、北三个方案。在介绍情况的过程中，作为三峡工程促进派的魏廷琤有意把话题引到三峡工程上来：“鄂西地区最为丰富的是长江水利资源，开发长江水利资源可以兴利除害。”
邓小平听出了魏廷琤的言外之意，说道：“你的意思是要修建三峡大坝。”
第二天，邓小平继续在三峡考察。谈到建三峡大坝，邓小平说：“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儿？”魏廷琤解释说：“不会有这样的影响。第一，三峡水库按200米正常蓄水位，比原来河道水面只增加1000多平方公里，对气候影响不大，不会有明显改变。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最重要的论据是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修起来以后，汉江中下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并没有减少。如果说影响，就是水库蓄水之后，上游冲下来的饵料相对减少了一点。”
“噢，是这么回事。”邓小平点点头，他认为魏廷琤说的有道理。
轮船经过夔门，邓小平来到船尾观看瞿塘峡进口，他指着滚滚流动的江水，问：“在这里选过坝址没有？”魏廷琤回答：“这里在三峡上口，水深流急，地质条件不好，而且整个三峡河段是水能比较集中的，如不加以利用，只在上口建坝，要得到同等防洪发电效果，则对四川会造成更大的淹没损失。”
邓小平又问道：“你们不是有两个比较好的坝址吗？”
魏廷琤说：“两个坝址都是好坝址，各有优缺点，太平溪坝址在上游，河谷相对较窄，土石方开挖较多，混凝土工程量较少；三斗坪坝址混凝土工程量较大，但在施工导流方面简便一些。”
对于如果建三峡大坝必然涉及到的投资、工期、发电、航运等问题，邓小平也很关心。他问： “100万千瓦的机组，国内能不能制造？”魏廷琤说：“美国爱利斯·查谟公司董事长给您写的那封信转给了我们。他们表示愿意承制三峡100万千瓦的机组。一机部沈鸿副部长表示，100万机组可以造，也可以和美国人合作，共同设计，在我们工厂造。”“这是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行。”邓小平马上赞同他的说法，接着他又问：“围堰发电6年半开始受益，是否1981年开工，1987年即可以发电？”
“是这样的。全部建成16年，就到了1996年，年发电量1100亿度，接近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总量。以每度6分计，可收入66亿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听到这儿，邓小平语气肯定地说：“利益很大，要进一步好好讨论。”
来到葛洲坝工地，邓小平环顾四周，视野非常开阔，他问魏廷琤： “葛洲坝施工场地这样宽敞，上游大坝坝址附近窄得多，能不能布置得开呢？”魏廷琤回答道：“两个坝址的下游都有河滩可以利用，并且可以利用葛洲坝作为后方基地。”邓小平叮嘱说：“葛洲坝施工的这些设备，凡是能用的，都可以用到三峡工程上，可以省很多钱。”
一路上，邓小平听了魏廷琤有关三峡建大坝情况的详细介绍，心里更有底了。一到武汉，他就把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负责同志找来议事。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我建议，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接着，他把了解到的情况归纳为几个主要问题，向大家谈了自己的看法：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现了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来问题也不大。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真的洪水来了，很多地方要倒大霉。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6年半可以发电。发电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最后，他说：“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开始加紧进行。
1986年，对启动三峡工程，国内外又有不少议论。当时，国务院负责同志向邓小平汇报说： “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邓小平的人际艺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月8月版，第171页）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邓小平听后，明确表态说：如果技术经济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政治问题更大。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
在领导工作中，要进行科学决策，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反对主观主义和闭门造车的办法就是多做调研。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出群众满意的决策。目前，有的领导以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为理由，主张由信息咨询代替领导干部的调研，这是不妥的，应该学邓小平先调研后决策的领导方法，才能把实际工作做好。
二倾听群众意见，百厌不烦
领导干部只有深入群众，了解下情，广泛征求意见，认真调查研究，在情况清楚、问题找准的前提下，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才能把好事做好，实事办实，才能避免劳民伤财，事与愿违，让群众随着我们正确决策的实施而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和好处。坚持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重要特色。
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以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主观主义者给我们党的损失，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损失，是不可胜数的。主观主义者不懂得，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7~219页）
邓小平一直很看重为人民群众服务同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人民群众作调查两者之间相得益彰的关系，在深入群众进行调研过程中，邓小平总是不厌其烦地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虚心向人民群众了解情况，尽可能获取更多、更接近实际的信息和材料。
在广西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制定政治、军事和经济政策非常注重倾听穷苦群众的意见，他经常戴起壮家竹笠帽，身穿旧军装，脚登勾勾头草鞋，由壮家干部当向导，到东里屯、旧州屯、板勉屯一带山区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山一座连一座，绿树葱茏，白雾缭绕。几间房子孤零零分布在山坡上。“哎，那么高的山上还住着人家？”邓小平又到农家进行调研了，他指着山腰问。
“那是瑶寨。”向导答道。
“上去看看 。”邓小平边说，边改道登山。在山中，邓小平走进一个山洞。洞里住着一户人家，没有床，没有被，除了一个崩了边的砂锅和半边缺锅外，全部家当装在一个背篓里。一个赤身露体的娃仔在地上爬，一位赤膊老幺爹在捡野菜。洞内火塘旁，有一块磨得光滑的地方，无疑就是床铺了。“老人家，你们日子过得清苦啊！”邓小平的四川话，通过向导翻译，老幺爹听懂了。
“托红军的福，有米吃了！”他当着客人的面，从一个破袋里抓了一把米，像撒盐一样撒在一锅野菜汤里。邓小平的眼眶湿润了。邓小平脱下自己的斜纹布外套，披在了瑟瑟发抖的老幺爹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