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体现出高超领导和协调艺术，他同比他岁数大一点的同志一起工作，总是对他们那样尊重，而在工作和任务面前，又总是分担别人肩头上的担子，让别人轻松一点，自己多挑重担，多做工作。
在淮海战役中，刘、陈、邓总前委常委三人在一起，既负责整个战役、两大野战军作战的谋划和决策，又要直接指挥中原野战军务等的具体作战行动。在对敌黄维兵团的作战中，邓小平主动担负了战役的具体组织指挥工作。战役决心下定，战役计划确定之后，一天上午，刘、陈、邓都在作战室办公，邓小平向刘伯承、陈毅说：“两位司令员，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一些，这是应该的哟！”（《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608页）
刘、陈两位，先是爽朗地哈哈大笑，接着陈毅表示：“我们既要竭尽全力，恪尽职守，又要尊重政委的意见哟。但值班的权利一定要我们二人分享！”（《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608页）
刘伯承接着说：“在我们这把年纪里，这样的会战、决战，已不会很多啦，我们理应努力工作，拼命完成任务。”（《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608页）
但是，邓小平很谦虚地说：“大的决策指挥，还是靠两位司令员，靠我们三个‘臭皮匠’，只是具体工作由我多做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608页）
接着邓小平正式向作战科宣布：一般事情多找他请示报告，重大事情同时报刘、陈、邓三位首长。
就这样，在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过程中，邓小平总是天天守在作战室里。在整个作战过程中，真是军情急，战事紧，作战室的电话铃声接连不断，电报、战报如雪片般地飞来。邓小平坚持每天值班到深夜，甚至到下半夜，一直等到各纵队战斗情况基本上无大变化时，他才离开作战室。对于刘、陈、邓每天共同商定的各纵队的作战任务，也多是由邓小平在电话上向各纵队首长亲自传达和部署的。对于各纵队的战斗进展情况，邓小平除随时听取作战科值班员汇报外，几乎天天亲自找各纵队领导同志通电话，一方面督促检查他们对作战计划、命令的执行，一方面直接了解战斗进展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进行协调。晚上，为了在住宿的地方接电话而又不影响刘、陈休息，邓小平让把电话线拉得长长的，一有电话，他就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去接。
刘、陈、邓就是这样亲密无间地并肩战斗在淮海战役前线。
邓小平身为总前委书记，既负责战役全局的决策、谋划，又承担歼灭“黄维兵团”作战的具体组织指挥工作，还要具体领导“中野”司令部的工作。诸如敌情的变化，战况的进展，通信联络的畅通，兵员的补充，部队组织的调整，武器弹药的补充，后方对部队生活的保障等，无不亲自过问，重要的则亲自处理，并组织司令部有关部门与人员，负责工作的落实。当时“前指”人员很精干，但大家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与组织下，在邓小平工作极端负责和为战争胜利无私贡献精神的激励和感召下，人人精神振奋，个个忘我工作，从而较好地完成了司令部的工作任务。
由于总前委书记的充分协调，有效工作，在刘、陈、邓的领导下，各野战军密切配合，前方后方步调一致，将士一心，整个参战部队形成空前的合力，在战役中威不可挡，终于以摧枯拉朽之势全歼黄百韬、孙元良等兵团，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领导工作协调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在工作中的上下左右、上级、平级、下级之间工作的相互合作，工作致力于达到一致，达到一个具体目标的完成，各尽所能也是协调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同刘伯承长期亲密的合作，堪为楷模。邓小平年富力强、思维敏锐、胆略过人。而刘伯承是著名的军事家，经验丰富、沉着稳健。两位首长的智慧和才能熔铸为一体，每研究决定一个问题，总是那么正确、迅速、稳妥、可靠。
在1946年2月下旬的一天，突然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称，近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小组要到新乡视察停战后的执行情况，要双方司令官前往汇报商谈，并带一份备忘录送给三人小组。刘伯承看到电报后说：“同刘峙这个常败将军去谈，用不着准备，我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担心的是这么短的时间，备忘录能否按时写出。”李达参谋长说：“我已让梁军抓紧写。”过了不久，首长们刚吃过晚饭便来到作战室。刘伯承看见梁军在写，便问：“怎么样？明天上午能拿出来吗？”梁军回答：“比较紧张。”邓小平略加思索后说：“时间不够了，我来吧！”说着便坐下来对参谋们说：“多拿点纸来。”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挥动墨笔飞快地写起来。他一边写，一边念给坐在对面的刘伯承听。刘伯承不时地揉着红肿的眼睛频频点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刘伯承有时也提高嗓门插几句。
大约持续了约3个多小时，邓小平挥舞着墨笔，连休息都没休息一下就一气呵成。尔后又用了10多分钟时间，从头到尾扫了一遍，把个别字句斟酌修改了一下，就把文稿递给刘伯承。“刘老，你看看还有啥意见？”刘伯承点了点头笑着说：“好！好！写得好，这一下我就放心了。梁军，你们赶快把它抄清楚带上。”
在旁边侍候的参谋们，一面忙着给邓小平研墨、点烟，心中却暗暗地嘀咕：“邓政委主管那么大那么多的事情，而对一些具体数字却记得这样清楚，写起东西来，这么快，快得惊人，真是了不起呀！”
在工作上邓小平不分上下，主动上阵是一种和衷共济，共担重担的协作精神的自觉体现。
工作协调则是指领导者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运用各种措施和手段，使领导系统内部各要素各环节之间、领导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步调一致、协调配合，以最大限度发挥整体效能。领导者的沟通能力表现为根据信息内容、接受对象特点、传递信息目的、具体场合和条件来选择适当的沟通方式，以较强的富传鼓动能力、表达能力、说服教育能力、感染能力，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感情、态度及掌握的信息，准确、完整地传递给接受者。作为一位有志的领导人应该学习邓小平工作协调的艺术，努力处理好工作各个环节、各个部门等方面上的关系，使领导工作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中。
三进行人际关系协调
领导工作的协调是一个综合协调，既包括部门、单位之间的协调，又包括具体工作的协调，还包括人际关系的协调。
人际关系是领导工作中的重要关系之一，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领导者科学决策，获得支持，促进自我提升，人际关系恶化的领导就会失去民心，得不到上下级的支持，在工作中处处碰壁，纵使有权力也实现不了领导的任务。一位高明的领导者必然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邓小平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在领导工作中他很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表现领导者高超的人际协调艺术。
在领导者人际关系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可以说是一对同事加朋友的典范。
“刘邓不可分”一直是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老同志中流传的佳话。曾作为随军记者，在刘邓野战军工作了近两年的新华社记者李普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到了冶陶，从中央局听说前方马上又要打大仗……这里所说的将要在前方打大仗的，就是刘邓大军。那时候它的正式名称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来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是它的司令员，邓（小平）是它的政治委员。讲到这支部队的活动和业绩，他们两位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老部下说得很形象：刘邓就是刘邓，这两个字中间，顿点都加不进去。”
邓小平自己也曾深情地说：“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刘邓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源于他们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邓小平和刘伯承都出生于天府之国四川省，按中国古历，也都属龙年出生。但是，他们俩在阅历、资望、性格爱好方面相差甚大。
刘伯承1911年就在四川省万县参加了辛亥革命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毕业后，他先后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是一名“手执青锋卫共和”的猛将，在四川军界，声威远播。1926年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了四川泸顺起义、南昌起义，随后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在中央军委工作，1932年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在长征中，他指挥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抢占皎平渡、勇渡大渡河。抗战伊始，他便利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组织所部夜袭阳明堡机场，伏击七亘村日军，并在正太路南侧歼灭日军1000余，是红军、八路军中声名赫赫的一员大将，被人称为足智多谋的“独目将军”。
邓小平虽然早于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除了1929年、1930年组织、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外，无论在旅欧期间，还是在上海、在中央苏区，所从事的都是政治工作。刘邓在资望、阅历上不尽相同，工作方法也有差别。一位老同志这样描述他们：刘师长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热爱人民，关心同志，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种慈父般的温暖；邓小平在领导作风上的特点是决心果断，干脆，对干部要求严格，并敢于批评，给人的印象，像个严师。就是业余爱好，二人也迥然而异。刘伯承闲时多是散步，聊天。不过由于他博学多闻，闲聊起来，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古今中外，无所不侃。常有令人捧腹的笑话出口，人称“口头娱乐家”。邓小平业余活动则相当丰富，除各项运动之外，还常在“梅花”、“方片”、“黑桃”、“红心”中斗法，或是在麻将城中摆方阵。尽管如此，在许多129师和第二野战军老同志的心目中，刘邓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他们在工作上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搭档。之所以刘邓形成这样杰出的同志和朋友关系，关键是他们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之下善于在性格上进行协调，相互尊重，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在这之中，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关系，在胸襟博大的刘伯承前邓小平所做的工作又能更多些。邓小平对比自己年长12岁，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与高超的指挥艺术的刘伯承十分敬重。
在长期的共事过程中，由于刘伯承年事较高，右眼因伤失明，左眼视力微弱，行动上多有不便。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保障他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图谋大略，邓小平总是力争多做一些组织实施的具体工作，前方指挥，他总是抢挑重担，亲自起草、签发电报，亲自值班把守电话机，督促作战方案的贯彻执行。战事紧张时，为了不打扰刘伯承休息，邓小平则让战士们把电话线拉得长长的，一有电话，他就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去接。在行军中，特别是在夜行军中，邓小平也总是时时刻刻不忘关照刘伯承。当刘伯承骑马夜行时，邓小平会与他说：“夜间这么黑，你骑在马上，要是马一失蹄，把你摔了就不得了。你还是把马解放一下吧，下来我们俩一道慢慢走，还稳当些。”赶上比较崎岖难走的道路，邓小平还曾要求警卫战士为刘伯承准备一副担架。尽管刘伯承一直没有坐过这副担架，但它却映衬出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关心。
邓小平不仅自己时时处处关心照顾刘伯承，而且时常要求所部干部战士关心照顾刘伯承。据第二野战军作战科科长张生华说，邓小平经常对他们说：“刘司令员年大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刘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情谊，解放后得到加强和升华。在西南、在北京，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两家相邻而居，往来十分密切，成为真正的世交之家。
在刘邓的熏陶下，各级指挥员一般都能在总的意图上独立自主地抓住战机，尤其在接近胜利进展之际，各部队都能进行向心集中作战，发挥全力，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灵敏性。而刘邓在指挥中也常常预先以训令形式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以便下级机断行事。邓小平1989年在回顾二野战史时评论说：“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2页）
在领导活动中，一方面由于受生产的社会化和人的社会化的双重影响，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国家正处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和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各项改革逐步深化，必然触动权力调整、利益分配等一系列敏感问题，这很容易诱发人们的心理失衡，造成人际关系紧张和复杂化。这些问题和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都要求领导者学习邓小平的人际艺术，做好人际关系的沟通协调，理顺关系，减少摩擦，避免环节重复，使各项分力集聚起来，朝着共同的目标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