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爱党、爱祖国、爱人民，也爱自己的同志和战友。
在邓小平的领导交往活动中，接触最多、结交最深的莫过于同他一起战斗、工作的战友和同志。邓小平在与党内同志、战友的交往中，总是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视为兄长，对他们加以敬重和推崇，对彭德怀、刘伯承等德高望重的老帅们总是尊重、理解、同情和支持，对部属、下级和同事给予极大的信任、关怀、爱护和帮助，从邓小平同党内同志、战友的工作交往、思想交流、合作共事、人际往来等活动中，我们将学到的是**的感召、情操的熏陶、灵魂的净化和忘我的境界。
一志同道合，以诚相待
党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两代领导集体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领导活动中，邓小平与人交往的原则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的。在这个基础上他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忠诚坦率，毫无个人私利，在交往中以诚相待，忠心耿耿，处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之间的交往，首先是工作上的交往。因为志同道合，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工作上的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堪称全党的楷模。刘伯承主管军事，邓小平主管政治工作，这是他们的职责分工，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分工不分家。邓小平除了做好政治工作外，还主动参与军事决策，协助刘伯承共同指挥作战，有时也单独指挥打仗。邓小平经常在一些作战会议上，提出许多作战方案的意见。例如，渡江战役时，邓小平亲自执笔撰写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电报中央，毛泽东很快复电批准这个纲要。又如，在逐鹿中原、挺进大别山时期，渡汝河前夕，邓小平建议：刘伯承先过河指挥部队，他同李达参谋长指挥过河，他暂留下阻击追敌。刘伯承十分赞同地说：政委的决定就是指示，按政委说的立即行动。
事实上，许多重大作战方案是“刘邓”一起商定的，各种命令是以“刘邓”署名签发的，多次重大战役是“刘邓”共同指挥的。杨国宇曾这样写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十几年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刘邓先后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129师和第二野战军，共同经略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区，亲密无间。在这个意义上说，刘邓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而在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这种漫长而又频繁的战争过程中，在这种极度耗费脑力和体力的战场生活中，刘邓又是互相把挑在对方肩头上的重担换到自己肩头上来，或分成两副担子来分担，在这个意义来说，刘邓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就难以把刘邓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邓小平的历程》上，第243~244页）
在与刘伯承共事中，邓小平总是想到刘伯承年高体弱，尽可能减轻刘伯承身上的担子和压力，自己多挑重担。1947年8月，“刘邓大军”胜利到达大别山后，为了在大别山站稳脚跟，一方面继续坚持内线作战，另一方面决定在外线再开辟三个战场，以求彻底撕破敌人的阵势。“刘邓”命令南下的后续部队“十纵”和“十二纵”分别向桐柏区和江汉区挺进，同时命令“一纵”由大别山内线向北转出，前进500里，北渡淮河，在淮西展开。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刘邓”二人需要暂时分开，成立两个指挥所，分别实施指挥。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当晚，“刘邓”分开了。他们两个人，一人率一部，一个里，一个外一个在重敌围攻中坚守大别山，一个在外线实施运动展开。
邓小平对刘伯承要求，“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邓小平是为了把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留给自己，替下刘伯承多挑些重担。一是因为大别山的敌情空前严重，我军处于重敌围攻之中。当时敌人依据绝对优势的兵力，用密集靠拢的队形，从南向北对大别山实施压缩堵击，迅速占领我腹心地区，并到处实行疯狂的“三光”政策，摧毁我建立的民主政权，捕杀我地方干部，掠抢民财，抓人抓丁，甚至残酷地制造无人区，大别山敌重情险，危机重重。二是因为大别山的条件十分艰苦。冬天气候严寒，地面潮湿，常常在山野林莽中露宿，在雨水泥泞中行军；并且大别山与其他解放区有很大不同，共产党曾四次从这里撤走，是敌我拉锯的地区，群众疑虑较多，社情民情很复杂。部队的生活供给相当困难，粮食极缺，穿着单薄。鉴于此，邓小平考虑刘伯承年高体弱，自己比他年轻，便自告奋勇地提出“我留在大别山指挥”。
在领导活动中，由于人的生活经验不同，领导之间认识能力不同，思想水平不同，以致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领导者之间有时难免出现一些分歧、意见，闹出一些矛盾。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如果处理不当，久而久之，就会产生隔阂，形成“痼症”，以至给相互间投下感情上的阴影，造成友谊上的裂缝，最终断送革命团结。邓小平在谈到他与刘伯承的关系时说：“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去做。”（《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页）事实上也是这样。邓小平在与刘伯承长达13年的搭档中，两人之间并不是没有过分歧、意见，可贵的是他们能够及时地、主动地向对方交心，以诚相见。他们经常互通情况，交换看法，疏通思想，把问题摆在桌面，分清是非，统一认识，增进了解，消除误会，谁的意见正确，就按谁的意见去做，使他们更加深了感情，增强了友谊和团结。
刘伯承对邓小平的以诚相待，有着很深的体验，并且他产生了对邓小平充分信任的思想感情，这份感情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以至终身。一位日本学者撰文写道：“在‘四人帮’垮台的1976年10月26日，（邓小平还未复出）两眼均已失明、卧床不起的刘伯承向来看望他的华国锋提出要求说：我同邓小平同志一起工作50多年，我最了解他。以后我死了，希望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转引自（日）竹内实等：《当代中国的掌舵人——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10年后的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病逝。14日，邓小平带领全家赶来向老战友刘伯承遗体告别。16日，果真按照刘伯承的遗愿，由邓小平主持追悼会。10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悼伯承》的文章，回忆了与刘伯承半个世纪来共同战斗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了刘伯承的一生。
因为志同道合，邓小平在领导者的交往中，总是那么支持对方的工作，分担对方肩上的担子。
当邓小平第二次重新出来工作后，极力支持周恩来挽回“**”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他尽力分担周恩来的工作，减少周恩来的压力，让他安心养病治疗。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邓小平，谈话中，毛泽东鉴于周恩来病重住院，要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并说不要太长，只需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即应诺毛泽东的重托，主持起草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后报经周恩来审阅、修改、批准。12月下旬，周恩来离开北京305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四届人大开过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为使周恩来安心养病，住院治疗，全面负责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为落实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他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在各行各业开始进行全方位的整顿，使国民经济大见成效。邓小平以自己的工作实绩支持了周恩来的工作。
在邓小平的一生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但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忠诚，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对毛泽东的高度忠诚和信任甚至十分推崇，又集中表现在他充分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上。
邓小平曾向外国记者表达了他对毛泽东这样的信任：“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4页）他相信，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的历史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犯错误毕竟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对于毛泽东，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4~345页）他还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页）
邓小平对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做的贡献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肯定。他指出：“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296页）“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他还说：“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
因为对毛泽东的了解，也因为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所以，邓小平充分相信和肯定毛泽东思想，他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他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不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说：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
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有过误解，但是，由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始终没有改变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和敬仰。当有人否定和诽谤毛泽东及他的思想时，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事实证明，邓小平正是因为与毛泽东志同道合，两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有着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他们才走在一起，并且成为了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富强而奋斗的战友。
二热情热心，互相关爱
领导工作事关全局，责任重大，但是作为一位领导人始终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在领导交往中冷若冰霜，必然搞不好工作，也没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更获得不了同志们的友谊。
在领导交往中，邓小平对同志热情热心，关心照顾，对战友始终怀着满腔热情，与他们生死与共，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结下深厚的友谊，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的情怀。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战斗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毛泽东给陈毅发去电报，要他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陈毅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交代工作，打点行装，踏上奔赴延安的旅途。1944年元旦以后，陈毅一行到达八路军前方总指挥所所在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左权县麻田，在这里与邓小平会合了。
邓小平与陈毅都是四川人，早年都在法国勤工俭学。他们留法回国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夏天，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邓小平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在参加听取汇报时重新见面了。之后，邓小平参加长征北上了，陈毅留在南方，十几年之后，两位四川的老乡、留法的同学、党内的战友，在这里又一次见面了，邓小平对远道而来的陈毅给予了十分热情的接待，对生活食宿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
这时，中央得悉陈毅已到麻田，考虑七大还不能马上召开，发来电报，要他不要急于赶路，在太行了解一下整风经验。为此，陈毅需要读中央文件，邓小平对此给予热情的帮助，为他提供了很多文件。陈毅读了邓小平提供的这些文件后，觉得耳目一新。在华中时，虽然是华中局委员、新四军代军长、军分会代理书记，许多文件是他应该读到却未读到的，现在补课，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思考着，邓小平等太行山领导同志对陈毅的学习提供一切方便，邓小平的热情相助使他备感亲切。
时间匆匆而过，这样过了将近10天，邓小平交给陈毅一份毛泽东发来的电报：“望动身来延，沿途请小平注意安全部署。”邓小平又专门为陈毅赶路选配了好马，再派部队护送，保证了沿途的交通安全，使陈毅一行安全顺利地到达了延安。陈毅对邓小平热情的接待和周密细致的护送安排，十分感动。不久，他以雄浑笔墨抒发了《过太行山书怀》诗一首以示纪念。
邓小平对同志的热情，有很多方面。他不仅对同志、战友在生活上关心、体贴和照顾，而且更在政治上关心和帮助。
陶铸与邓小平的关系也是感人至深的。文革中，陶铸坚定不移地站在刘邓一边，说“保刘邓，我是对的”，被康生等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帮”以后，陶铸的夫人曾志和女儿陶斯亮奔走呼吁，要求为亲人平反昭雪，但四处碰壁，几十万字的申诉材料如石沉大海两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要出山的消息使曾志心中顽强闪烁的火苗燃烧起来，像一股热流迅速发散到全身。她像丈夫生前思考问题时所喜欢的那样踱起步，然后冷静地对女儿说：
“我们只有去找小平同志了，现在就去找！如果等他出山后再去找就困难了。那时他工作忙，要见也难。现在他正在西山休养，空闲多，也好见面，也好谈话。”
曾志带着女儿陶斯亮一同找上西山，见到了邓小平。
这时，邓小平赋闲在家，儿孙绕膝，似乎已经超脱于世外，除了天伦之乐再也别无所求。曾志满怀希冀地向他陈述陶铸的情况，可是邓小平却笑眯眯地将手朝旁边一指，说：“你们听，这是最好的音乐。”
曾志和陶斯亮一怔，很快明白邓小平是指孙子孙女吵得热闹。陶斯亮的心抽缩着打了一个寒噤：他在闪避？他对陶铸是什么态度？要不要管？肯不肯出面说一句公道话？曾志坚持讲完要讲的话，将陶铸的材料递上去。她的神情是那么庄重，仿佛双手托着全部希望和责任。
“哦，陶铸的。”邓小平淡淡地喃一声，或者说是随意地，不经心地，甚至是下意识地喃了这么一声，用一只手接过材料，看也没看一眼，随手放到桌子上，就那么随随便便一丢，像丢一本过了期的毫无保留价值的旧刊物！
陶斯亮的心一下子凉到底。她尽了自己的努力，几次帮助母亲重提父亲的话题。她一心想听听邓小平对父亲的看法，哪怕“唉”一声，给个无言的感情流露也好呀！邓小平偏偏没有表态，不露表情也不接曾志的话题。下了西山，陶斯亮再也无法掩饰那种绝望而痛苦的心情：“他怎么这样子啊？”
但是，曾志却露出了微笑：“耐心等等，主席说他是绵里藏针。你爸爸生前也讲过，党内如果允许拜师，他愿拜邓小平为师……小平同志是有正义感的，并且待同志很关心。”
果不其然，邓小平出山后首先办的几件大事中，就有一件是将陶铸的案子从专案组调出来，交中组部胡耀邦负责审查，并且亲自交待了许多话，表示出少有的重视。陶铸的案子原来就是卡在专案组，邓小平把它从专案组调出来交给中组部，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
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对陶铸问题亲笔作出指示：“陶铸同志，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和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陶铸同志已于1969年11月30日病逝，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邓小平曾与陈毅、贺龙、罗荣桓、聂荣臻等老战友是邻居。由于邓小平的热情，使他们的家庭邻里关系甚为亲密，相安无事。
邓小平在重庆工作时，贺龙一家就住在邓小平一家的楼下，两家的孩子，几乎天天玩在一块儿。他们在单位是好搭档，在家里又是好邻居。
邓小平与陈毅在北京作过十年的邻居，两家人经常在一起散步，一起郊游。那时陈家三个孩子，邓家三个孩子，连同大人，每家五口人。有一天，一时兴至，两家带着孩子们，一齐亲亲热热地照了一张合影相。由于是老乡，又是留法同学，两人在饮食方面也有共同的嗜好。出国归来，如果带点奇珍异果，或外国朋友送点特产，通常也是两家同享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