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大地震过后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乐土县不仅迎来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几次重要视察。还先后迎来了一批批文化艺术和演艺界的名人，他们也纷纷来进行采风和慰问。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乐土县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件件大事情。
先是由中国文联组织的，由著名歌唱家阎维文、关牧村、那英等艺术家组成的“心连心艺术团”，来我们乐土县慰问演出，对灾民们进行心理上的抚慰。在这个艺术团体中，有一位特殊的“客人”，她原是我们乐土县红旗中学（县一中的前身）的学生——我当年所在高中班的王红梅同学。她当时是我们学校名副其实的校花，既是全校女生崇拜的“偶像”，也是全校男生追求的“梦中情人”。可是她那时谁也看不上，对谁都是一笑了之。我当时倒是没有主动追求过她，因为我把学习看得很重要，时不时倒是她经常来主动问我学习上的一些问题，我总能耐心地给她进行讲解。这也难怪，她的爸爸妈妈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父亲教体育，母亲教音乐。也许是优生优育的结果吧，从小受父母亲的熏陶，她是要身材有身材，要长相有长相，而且天生一副好歌喉。就在我们那年参加高考的前夕，学校组织了一批能歌善舞的学生，去乐土火车站慰问路过的从老山前线刚撤退下来换防的某部指战员（他们在车站休整，原地待命）。当时，王红梅唱了一首《十五的月亮》极大地感动了该部队的全体指战员，特别有一位团首长竟然当场表达了他对王红梅的爱慕之意。于是，他们就与地方武装部门和学校取得联系，将王红梅同学特招入伍，一天之内就办好了所有的手续，第二天就随车北上了。我那时也在现场（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被老师点名去参加活动以便好写作文），一方面为她感到十分高兴，但一方面又有些失落。毕竟她也是我心中暗恋的一位“公主”啊！后来她回乐土县来过一两次，但我都无缘与她见面。据说她参军之后，就嫁给了当时看上她的那位比她大十多岁的从老山前线下来的“战斗英雄”团长了。不久，她就被推荐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后又分配到星光歌舞团，就连她的父母，在几年前退休也随她去了北京居住。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我们有时只能在电视上看看这位漂亮女同学的尊容。
王红梅这次回到我们乐土县来参加慰问演出，据说是她主动请缨回来的。因为她要随团走，当天中午到达，现场吃完盒饭，就参加演出，随后就要赴另外的地方去慰问演出。所以我只和她握了个手，单独说了几句话。从闲聊中，我看她的事业倒是干得风生水起的，但夫妻的感情生活好像不是多么协调。因为她对我悄悄地说，她至今还没有孩子，而且十分怕见她的那位“战斗英雄”丈夫。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苦笑了一下，并不作正面回答，我当然也就不好再继续追问了。毕竟感情的事情，是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别人是无法知道其中况味的。这就是大家所常说的，婚姻就像是每个人自己穿的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的脚才最清楚。分别时，她给我留了手机号，说如果我到了北京的话，必须联系她，只要她没有外出，一定要和我好好聚聚，一起叙叙老同学的旧情。我后来倒是去了几次北京，但都没有主动联系她。一是我去之后，公务缠身；二是我身边老是有其他的女人在陪伴着。直到后来王红梅被再次邀请回我们乐土县来，参加县上的春节团拜会演出活动，我和她才圆了一次“暗恋之梦”。
“心连心艺术团”来我们乐土县慰问演出过后不久，中国作家协会还精心组织了一个写作采风团，人员除了中国作协机关的相关人员外，还从各省市作协机关抽调了一批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他们和报刊电台的记者采访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采访的随意性较大，往往是你安排的采访地点和对象，他们不一定照着去做，而是自主确定一些采访的地点和对象。来我们乐土县的作协采风小分队共计有十人，据说参与这项采风活动的作家和诗人，全国有一百五十多人，总共分了十个小分队。来乐土县的，由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主任、著名作家魏老带队。他们是七男三女，七男中有两人年龄稍大一点外，其余全是三四十岁的帅哥和美女。他们都是全国知名的作家和诗人。他们是地震一个半月后到达我们乐土县的。那时，我们全县人民还处在一片余震的惊慌之中。他们的到来，从心理上为我们减轻了一些压力和恐慌。记得那天，他们是从省作协机关出发的。为了采风方便，省作协专门为小分队配备了一辆十二座的中型面包采风车，挂着“地震灾区特别通行证”的牌子，一路“绿灯”开进了我们的乐土县城。当天下午，我按照成武有书记的指示，通知了梅丽部长和县文联主席亓天理同志一起参与接待这帮知名文人墨客。因为这些人和无冕之王——记者一样，是得罪不起的。稍有不慎，他们笔头子一动（当然这个时代是敲动电脑键盘）就有你好看的。
我们还是在嘉陵宾馆二楼的“众仙庭”摆了一桌欢迎酒宴。二十个人的席位十六个人坐，对方连司机十一人，我们五人，显得很宽敞。菜还是地方名菜——乌鸡、土猪、娃娃鱼等，酒仍是中南的地方名酒——十五年窖藏西凤。成书记的欢迎辞也很精彩，这不是我准备的。我事先问过他，他说就不专门准备了，随便说两句算了，不能在“鲁班门前耍大斧，关公马下买大刀”。他是这样致辞的：“尊敬的中、省作协领导，亲爱的作家同志们，你们好！在我们乐土县正处在最悲催和最使人恐慌失措的时候，你们就像上帝派来的天使一样，飘然降临到了我们这块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你们的到来，不但给我们带来了战胜困难的决心，更主要的是给我们注入了新的生活勇气！在这里，我谨代表我们乐土县二十万人民，表示对你们最最热烈的欢迎和最最真挚的感谢！请大家不要嫌弃我们的这些薄菜淡酒，吃好喝足，把诗歌的意象表达得更确切些，把散文的情感流露得更完美些啊！好，我就不说废话了，对于写文章我是外行，大家都是我的导师！现在我先敬大家一杯酒吧，就算我拜师的一颗虔诚之心，请共同举杯先干了这第一杯！”
这些作家诗人们，果然都是见过大世面的。在酒过三巡、菜上五味，赵部长和亓主席都表示欢迎之后，他们就放开喝了起来。我和他们每位也喝了一杯。其中有个名气比较大的女作家叫若云，她的年龄应该比我能大上两三岁，她当年写过一部很有名气的冲破禁区的表现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说，我在上大学期间就认真看过。我就问她：“唉，美女作家，你的那部小说，我当年上大学时可看过好几遍，那个女主人公是不是有你自己的影子哦？我曾暗恋了她好长时间呢！”
我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多少有点冒昧，也是一时的酒话。因为那时文学的许多禁区，还在慢慢地开放之中。她在那部小说中，写的是一个“脚踩两只船”的女主人公，表现的是个很开放和大胆的年轻女性。她爱着一个男人，但同时又和另一个男人经常偷偷地约会，并且不停地和这两个男人轮换着**，兴头上来时还大喊大叫，往往在和张**时，却叫着李的名字，搞得和她直接**的那个男人都十分尴尬，欲进难动，欲退又不能，作品的名字就与这个多少有点儿关系。有时，她和这个男人刚刚完事，就又立即约另一个男人继续开始。那晚当我问她这个问题时，她竟然大大方方地望着我说：“是吗？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啊，但你得先喝三杯酒如何？”
为了得到确切的答案，也是为了满足一下我自己的好奇心，我就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地喝下去了满满的三杯酒。然后，她趴在我的耳朵上悄悄地说：“告诉你，刘主任，那位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我自己！”
我就笑着说：“真的？假的？”
她声音压得更小了一点：“当然是真的，不信你可以亲自找机会来试试我的性欲到底有多强！”
一句话说得我反倒是脖子脸红的。我赶忙大声模棱两可地说道：“好好好，喝酒，喝酒，大家都喝酒，美女作家真是好酒量啊！”
其他人当时都在各自寻找对象闹着酒，也就没有注意到我与这位美女作家的私下的这段对话，不然还真让我下不了台面呢！
为了采风团的作家们随采随写随发（电子邮件）的方便，我们在嘉陵宾馆住宿部都给他们开了标准间。但同时在宾馆门前的广场上，也给他们安排了两顶帐篷（男、女各一顶）。如果有胆小的怕地震的余震，就去住帐篷；想享受星级待遇，就住宾馆的客房。到了晚上，除了魏老和两名年龄稍大一点的作家外，其余的三位美女和四名帅哥作家，都住进了帐篷。当然，他们也许是想体验一下我们地震灾区灾民们的日常生活吧。结果，广场发生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故事，他们就成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
当时广场只有一个公共厕所，而且位于广场的边沿地带，平时那里比较安静和萧条。但近来广场有了许多临时搭建的避灾帐篷，晚上去厕所的人就特别多，卫生条件很差，又是大夏天的，臭气熏天，屎尿到处都是，蛆虫满地，一进厕所，脚下踩得蛆虫“咔叽咔叽”作响，听着很是瘆人的。尽管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卫生管理措施，天天打过氧乙酸和撒一些生石灰，但要彻底改变现状，条件也不现实。因为这是一种前些年修建的露天明粪池厕所，如果遇到雨季，或者城区周围的农民不及时来拉粪，粪便就会从池中溢出来。这些年，这里建了宾馆，周围的住户都逐渐住上了单元房。
所以平时除了行人内急了去那里方便一下，还有就是周围住户里的那些老汉老太婆们，为了节省一点家里抽水马桶的用水，经常大老远跑出来“沾光”。除此之外，一般是没有人去光顾的，所以发生屎尿溢出来的情况倒是很少了。可最近地震期间，虽然天雨不多，但这里人口稠密，事故就频频发生了。先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大白天去厕所，不小心从蹲槽里掉下去了，幸好有人及时发现，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接着是一个中年妇女，晚上去厕所不小心，一脚踏进了尿坑，扭伤了脚脖子。后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又摔倒在厕所里，来了个嘴啃屎，要不是有人上厕所看到，肯定要出人命的。最让人头疼的是，有两户人本来是同住在一顶帐篷里的。可为了谁占多占少的问题，先是两个女主人争吵，最后发展到两位男主人，相互打架，其中一方，还是县上一个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天晚上，有个男人半夜起来上了厕所，进帐篷后迷迷糊糊的上错了床，恰好另一张**的男人当时又不在，这个上错床的男人就抱着人家的女人呼呼大睡。而这个女人还以为是自己的男人半夜三更地回来了，就二话不说脱光衣裤，骑在了男人身上。这男人也是个“性情中人”，就糊里糊涂地干上了。结果可想而知，这两家为此纠缠不清，女方说男方强奸了她，而男方说我自己只是睡错了地方而已，是你主动把我给日弄了云云。这些狗毬缠麻线的小事，本来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事情，但都被这些作家和诗人们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除了去采风地震方面的“主流”事件之外，竟然私下找到了一些事故的当事人，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采访。
当成武有书记零零碎碎知道这些情况后，他一大早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道：“子旭啊，关于这些文人骚客们的事，你看如何是好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在只有我们两人的情况下，时不时就叫我“子旭”了。这说明他对我已经有了一种简单的信任！我就说道：“这些文人们和那些媒体的记者，还是有些区别的。”
他说：“不妨说说看。”
我就说：“一般的媒体记者，大都受利益的驱动，还有就是受所需报道的重点内容所限制，因此会把某一个事件紧紧揪住不放。当然也不乏一些有正义、有良心的记者。但是，这些写诗作文的作家们，他们都有一颗追求美好事物本真的良心，都想表现一种美好生活的感受。所以，他们不会受采访的人和事的限制，会自由自在地发挥，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寻找和发现事物最真实的一面！”
成书记笑着说：“子旭，你不愧是半个文人啊，说得头头是道。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像对待记者一样去对待他们了。我们不妨安排他们搞一次集体采风活动吧！”
于是，成书记对我进行了如此这般的“面授机宜”。
大地震一个多月之后，县上几位主要领导的办公室，我们已经专门联系安排到与县委政府大院只有一墙之隔的乐土县人民武装部了。武装部的房子，是一年前才重新修建的。除了靠后一栋四层的家属楼和宿舍外，两边是两栋相对的小型三层办公楼，靠前面临街道是一栋五层楼的综合大楼。武装部的大门就开在综合大楼房底层，把中间的一个房间前后开通就是。大门两侧是数间门面房出租，二楼是一家酒店，尽管由外边的人员来承包经营，但酒店的名字还是叫“八一酒店”。三楼以上三层，是共有二百四十个床位的“军民鱼水亲招待所”。
说来也怪，武装部的地理位置也在凤凰山下，它左边（及西边）的县委、县政府大楼，在这次地震中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楼顶出现一至三厘米的裂缝。它右边（及东边）的东关小学损坏更大，教学楼的一角在地震时轰然倒塌，幸好那天靠这里的一个班级，在室外上体育课，要不然真要出大事了。教师的办公楼裂缝，达到了十至十五厘米宽的缝隙。
但武装部的所有房子均安然无恙，事后也专门请专家们进行了详细地实地考察和鉴定，最终意见高度一致：毫无损伤！这就是部队的建筑物，难怪人们平时干啥都喜欢“军用品”！碰见一个“军嫂”，如果关系好，也要说句广告语：漂亮加实惠，结实又耐用！武装部的领导，当然也是顾全大局，专门把靠西边的那栋三层办公楼腾出来，让给我们县委、县政府的首脑机关办公。所以这里就成了我们乐土县的县委临时所在地。
这些房子，当时尽管是部队拨款建修的，可是我们的前任县委书记刘东升同志也很大方，专门从县财政划拨了一笔经费（我所知道的一笔是三百万元人民币）来进行装修。因此刘书记当年还被中南军区光荣地被评为“地方支援部队建设先进个人”，和武装部的侯部长一起荣幸地出席了中南军区召开的“八一军民联欢晚会”，参观了部队举办的“我军现代化军事科技展”。
我随刘书记也是大开了眼界。自从那次去部队上开会，我也才知道部队和地方上一样，迎来送往也相当繁忙。我当时尽管是县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但我为刘书记在此前撰写的署名文章——《和平时期怎样就地发挥好地方武装力量》的论文，被《西北军事》杂志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他一高兴，开会时就专门带上了我，加之会前会后他都处在一种极度兴奋之中（据小道消息说他要高升了）。在年底调整干部的时候，原县委办主任，被市委组织部提拔去外县当了副县长，我就被他顺茬安排到了县委办主任的位子上了，尽管正科级的级别没变，但手中却有了一定的权力。现在，这栋房子俨然成了地方上的办公室。地方武装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多兵少。部长、政委、两个副部长和军事科、政工科、现役军人管理科、预备役事务科等几个科室，但干事的士兵却很少，有的科室有一两个，有的科室科长就纯粹是个“光杆司令”。所以他们都搬到靠右边的那栋楼上去办公了。
我和政府办王主任的办公室，分别安排在一楼靠楼梯左、右两边的房子里。剩下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我们县委办公室的人员在使用，每个房间也就二十来个平方，副主任和科长们都是两人以上合起来办公，秘书科的秘书们是五个人一间房子，办公桌和文件柜占去了好多空间，秘书们只好委屈地斜着身子进出。但大家心里都清楚，只要不犯大错误，在这样的单位熬上个几年下来，都会被封个一官半职的，只是“含金量”的高低不同而已。
二楼和三楼设计的来是带卫生间的套间，办公、住宿一体化，这些房子本来就是设计接待部队上级首长的，现在可都派上了大用场。总共有六套房子——二楼四套，三楼一边两套，另一边是一个能容纳二十多人的圆条形会议桌的会议室。
为了方便大家，二楼依次安排了成书记、牛县长、人大张国先主任、政协钱为民主席来办公。三楼安排了县委副书记郭春明和政府常务副县长骆永贵。其他的几个县委常委领导和副县长们都根据自己主管的行业，在下属单位找到了办公地点，连同自己的科室和部门一起搬了过去。比如宣传部部长梅丽，就带着宣传部十几号人马，开进了位于嘉陵广场旁边的广电局大楼；组织部长马前进带着他的部下去了中学路财政局的大院子；主管工业和农业的副县长带着贴身秘书分别去了狮凤路县商贸公司大楼和象山弯扶贫办新修的办公大楼。一些县委政府小单位和部门，由县委政府统一出面，便宜租借了东关狮凤路南段的前些年县邮电局早已经淘汰的四层楼房里临时办公。
因为原来的邮政局在分为电信和邮政两大家之后，他们都分别另起炉灶，各自盖了新办公大楼。这就是我们乐土县在地震期间县上几大家临时办公的格局。因为县委、县政府大院随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步伐的推进，这里已经是在忙忙碌碌和风风火火的拆除工作当中。
以上说了这么多，各位读者朋友们可能会说，你这个装大头鬼的刘子旭刘主任啊，东扯葫芦西摘瓜的，在胡毬说啥哩吗？说事就说事，你又夸什么你们县武装部的办公条件好啥的，有何用意？你倒是正经说说，成书记给你交代的是高明方法来处理作家采访团的事情嘛！好吧，大家切莫要着急，我之所以要先说说我们的“武装部”，因为这里现在是我们乐土县的最高“权力机关”。诸位都知道，一个地方的事业要兴旺与发达，与弘扬主旋律、做好正面宣传、把阴暗面压到最小化，甚至转“阴”为“阳”都是有着很大关系的。我们成书记原来的本科专业是“新闻与传播学”，后来上硕士研究生读的是“中共党史研究”，到了读博士研究生又改成了“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不过，他在大学里教的还是《新闻与传播学》课程，因此，他在接待和处理新闻媒体方面的确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见解和方法。地震后，他在接待中央及省、市新闻媒体时的一些做法，我们大家也可以略见一斑。而面对眼前的这些作家和诗人，因为他们既有和新闻媒体人的共同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所以，就需要有灵活机动的接待方法。
成书记那天最后又对我说道：“刘主任，这次作家采风团的事情，你可要上点心，把他们盯紧点。这些人，虽说不是重要媒体的记者，但他们毕竟都是文化界的名人，放个屁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我听了，笑笑没有回答。他又继续说道：“这几天你把你手上其他的事情都放一放，和县文联的亓主席一起把他们陪好，有任何疑难问题随时向我报告！你有没有从侧面打问一下，他们计划什么时候离开？”
我说：“这我还没有具体问他们，不过刚来那天，听魏团长说计划在我们这里待十天的时间，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
他就说：“那就按照还有五天的时间来安排吗！他们接下来还要去哪些地方去采风？”
我回答：“前面几天，我听亓主席说他们重点在城区转了转，乡里边主要是去了跑马营镇高家坪村的上坪社和红水河镇青泥河村的刘家湾社两个重点灾害村。”
他说：“这就对了吗，我今天下午就去九龙洞乡，你留下来具体安排一下。让文化旅游局局长朱永泉同志，安排好十几个人三天时间在九龙洞森林公园的生活和考察线路，让这些才子佳人们在那里好好兴奋上几天，保证他们文思泉涌。”
我看见成书记拿出一支烟来，这几个月我通过观察，只要他在紧要关头，就会点燃一支烟的。我就急忙掏出打火机，上前给他点上，他长长地吐出一口烟雾后说：“你今天晚上就通知采访团，就说我在九龙洞乡检查工作时不慎扭伤了脚，要在那里住上几天。说我需要和他们及时交换一些情况，让采访团全体成员明天都统一去那里吧。”
我点点头，尽管有些茫然，但我心里却十分清楚，成书记能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理由。后来在一次闲聊时，成书记说他的命是“水命”，也就是说，他想要成就一番事业，自然离不开有水的地方。而九龙洞是“九龙诞生”之地，自然有利于他的工作，这当然只是一个玩笑而已。
九龙洞是我们乐土县比较边远的一个乡镇所在地，它在县城的东北方向，与甘肃省徽县接壤，是嘉陵江支流——九渡河的源头，离县城有五十多公里的路程。这里原是我们乐土县的一个大林场，过去主要是以砍伐木料和加工装修板材为主。但随着国家禁伐令的出台，县上也及时调整了思路，依托这里天然地形和未被砍伐的部分林地，通过跑项目、争资金，在前任刘书记手上已经申报建成了省级森林公园。该景区的景点，主要以溶洞群与茂密的原始森林为主，山水自然，雄、奇、幽、秀俱全，景致浑然天成，奇峰兀立、争奇斗艳险、古树参天，是秦岭山脉中的“九寨沟”，有“扩大了的盆景，缩小了的仙境”之称。整个公园的面积达六千余公顷，森林覆盖率为97%以上，海拔在一千五百米至两千五百米之间，传说是开天辟地之时的“九龙”兴起之地。这一次，成书记把这些作家和诗人们要专门引向这里，这也是他的“大动作”加“大手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