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原广嗣之乱
奈良时代以后是平安时代，那是一个外表光鲜，内中糜烂，骄奢腐朽的时代，而平安时代的实际统治者藤原家族，作为公卿政治的代表，也总给后人留下优雅柔弱的联想。然而事实上，藤原氏也是经过了惨烈的政治斗争，用尸体和鲜血铺成道路，这才最终得以掌握权柄的。
中臣镰足和藤原不比等两代的风光不用再冗述了。藤原不比等死于养老四年（720年）九月，他有四个儿子，分别为藤原武智麿、藤原房前、藤原宇合和藤原麿，分别称南家、北家、式家和京家。不比等终位于右大臣，当时实际执掌太政官权力的还是皇族，煊赫者包括舍人亲王、铃鹿王、长屋王等等。其中长屋王是高市皇子的儿子，先任大纳言，721年升右大臣，圣武天皇继位后任其为左大臣，实际掌控朝政。
圣武天皇的母亲本是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宫子，而其本人也娶了不比等的另外一个女儿（论辈分是他姨妈）光明子为妃。圣武天皇一继位就想为他的母亲宫子加上尊号为“大夫人”（夫人为非皇族血统的天皇妻妾的最高称号），遭到长屋王派系群臣的反对，被迫收回敕令——从此藤原家族和长屋王就开始了长时期的明争暗斗。
神龟四年（727）闰九月，藤原光明子为圣武天皇生下了一位皇子，两个月后，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就被立为东宫。眼看作为外戚的藤原氏即将更为煊赫，群臣纷纷前往藤原宅邸表示祝祷，偏偏长屋王不肯露面。藤原武智麿藉着这股东风，提出立光明子为皇后，对此，长屋王再度表示强烈的反对，因为按照惯例，皇后必须由皇族女子担当。两派的斗争因此事件而变得激烈化并且表面化，最终以东宫不满周岁就因病夭亡，暂时宣告了长屋王的胜利。当然，藤原氏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先调开了长屋王的羽翼大伴旅人，又由藤原房前出任中卫府大将，控制禁卫军，随时准备发起反扑。
到了神龟六年（729年，当年八月改元天平）二月，藤原氏开始了总攻。二月十日，他们挑唆两名小官僚向圣武天皇告密，说长屋王“私学左道，欲倾国家”，在取得了天皇的信任后，藤原宇合等人立刻率禁军包围了长屋王的官邸，舍人亲王亲自入内问罪。长屋王百口莫辩，被迫于两日后自杀——虽然据说确是自杀，但其正妻与几个儿子全都随同自尽，事情多少有点蹊跷。
踢开了绊脚石以后，藤原氏于当年八月顺利地把藤原光明子扶上了皇后宝座，四兄弟就此把持了朝政，其中势力最强的是南家的武智麿和式家的宇和——藤原宇合于天平三年（731年）八月就任参议，这是在养老令外新设的官职，顾名思义，乃是朝廷的高级顾问。
同时升任参议的还有藤原麿和葛城王。葛城王是光明皇后的同母异父兄弟，736年受赐橘氏，名为橘诸兄。737年，平城京天花流行，藤原氏四兄弟前后染病去世，橘诸兄代之掌握了朝政。
为了同时压制外戚藤原家和皇族橘氏的势力，圣武天皇起用身份较为低微的僧人玄昉和吉备真备参与朝政，这两人都曾留学唐朝，学识渊深，新近归国，其中玄昉因为曾入宫治好了天皇之母藤原宫子的病而最受宠信。
传说玄昉曾想抢夺藤原宇合的长子藤原广嗣之妻（日本很多佛教派别并不严禁婚娶），因此两人仇深似海，然而政治立场的根本相左以及对执政权力的垂涎与抢夺，恐怕才是最终爆发“藤原广嗣之乱”的真正根由。总之，脾气暴躁的藤原广嗣异常反感玄昉和吉备真备的擅权，多次直接或上书请求除去此二人，因此被贬出京都，前往九州就任太宰少贰。
太宰府乃是在七道诸国行政体系之外，负责西海地区政治和军事的常设机构，主官太宰帅并非常置，多由辅官太宰大贰或太宰少贰负责实际工作。藤原广嗣到达九州后，利用当地的社会矛盾大肆招兵买马，在天平十二年（740年）再度上书请求诛杀玄昉和吉备真备遭到斥责后，公然掀起了叛乱。
藤原广嗣的军队据说有一万余人，分三路挺向九州最北端，准备渡海前往京都。圣武天皇得报，急命参议大野东人为将，动员东海、东山等五道一万七千大军，浩浩****开赴九州平叛。
当年九月，官军前锋进入九州，十月初隔板柜川与叛军对峙，九日展开激战。叛军军心散乱，战不多时就纷纷投降。藤原广嗣大败而逃，还想遁往新罗，但老天也不相助，他因为风向不顺而被迫返回。二十三日，广嗣在肥前的值嘉岛遭官军捕获，数日后即被处死——来势汹汹的藤原广嗣之乱，不到半年就被平定了。
广嗣死后，藤原式家走向没落，然而世上终究没有长久的荣华富贵，五年后，广嗣的死对头玄昉和吉备真备也先后失宠，玄昉被外放到筑紫，最终为广嗣残党所杀，吉备真备也左迁为筑前守。至于橘诸兄，他的权力也在逐渐萎缩，最终被藤原南家的仲麿所替代。
●惠美押胜的兴衰
藤原仲麿是藤原武智麿的第二个儿子，不到四十岁就跻身殿上人之列。749年七月，圣武天皇让位于有藤原氏血统的阿倍内亲王（内亲王即皇女所封之亲王），就是孝谦女帝。同月，藤原仲麿拜为大纳言，并在次月就任新设置的紫微中台的长官——紫微令中卫大将。他的权力逐渐攀升，逐渐凌驾于左大臣橘诸兄和右大臣藤原丰成（武智麿长子，仲麿之兄）之上。
藤原仲麿竭力维护已经逐渐跟不上时代需要的律令制，时隔十四年后，再度下令班田，并且调整服役男丁的年龄，以减轻百姓负担。但对于当时的朝局来说，这也无异于杯水车薪——圣武天皇在位的时候就笃信佛教，下令各国都要建设国分寺和国分尼寺，在京都附近也大修寺院，建造大佛，耗费巨资，给百姓带来沉重灾难，圣武天皇虽然退位，身为上皇，这种行为却并未停止。因此藤原仲麿的执政，未必能给底层民众带来多少好处，但却得罪了相当多的贵族，尤其是新兴庄园主阶层。
一方面因为执政者的专权，反对派想要推翻执政者，另方面执政者为了镇压反对派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两方面矛盾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终于点燃了“橘奈良麿之变”的导火索。且说天平胜宝八年（756年）五月，圣武上皇去世，遗命以天武天皇之孙道祖王为东宫。然而据说这位道祖王在为上皇服丧期间私与侍童**乐，行为举止极度龌龊并且不敬，于是次年三月即被废黜了东宫之位。
道祖王是否真的那么不堪呢？现在普遍认为，那是藤原仲麿的阴谋或者刻意诽谤所致——就象中国汉代被权臣霍光废掉的昌邑王一样。总之，为了立新东宫之事，孝谦女帝召集众臣商议，仲麿力排众议，拥戴和自己关系亲近的舍人亲王之子大炊王。最终，大炊王成为储君，仲麿的权势和声望都达到了顶峰，他遂于第二年推动孝谦女帝下诏，施行其父藤原不比等制定但搁置了整整三十九年的《养老律令》。
这是天平胜宝八年（757年）五月间的事，到了七月，橘诸兄之子橘奈良麿终于再也按捺不住了，利用百姓苦于寺院佛像建造之机，联合对藤原仲麿不满的皇族和大伴、佐伯等氏族，策划发动政变。当时平城宫正在修缮，孝谦女帝在田村宫议政，橘奈良麿的计划是，首先在田村宫暗杀藤原仲麿，然后废黜大炊王的东宫之位，并逼女帝退位，在盐烧、道祖、黄文、安宿四王中选择一人继承天皇宝座。然而组织中出现了叛徒，山背王和中卫府舍人上道斐太先后将政变阴谋密告孝谦女帝和藤原仲麿，女帝和仲麿先下手为强，火速逮捕了阴谋策划者，将橘奈良麿和黄文王等首谋者处以极刑，将协从四百余人尽数流放。
或许是为了纪念平安度过危机，当年八月十八日，下诏改元为天平宝字。天平宝字二年（758年）八月，孝谦女帝退位出家，东宫大炊王登基，就是淳仁天皇。这时候，日本仿唐之风达到了顶点，竟然把官名也全都按照中国的习俗加以修改，藤原仲麿就被任命为左大臣，改称“太保”，还下赐了新名“惠美押胜”。两年后，他又升任为太政大臣，称“太师”。
太师惠美押胜所以能够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主要靠了两个大后台的支撑，一个是圣武天皇的皇后藤原光明子，另外一个就是孝谦女帝。然而光明皇后在760年去世了，而孝谦女帝（此时为上皇）也因为僧人道镜的问题于762年开始和淳仁天皇相对立，惠美押胜站在天皇一边，结果把上皇给彻底得罪了。
道镜为河内国人，出自弓削氏，初从义渊修习法相宗，后长住东大寺。752年，他应孝谦女帝之邀入宫做道场，761年更藉看病之机受到已经退位的女帝的宠信。传说孝谦上皇和道镜的关系很不一般，这不免令人联想起武则天身边的白马寺主持薛怀义……然而就算道镜真是上皇的面首吧，以日本的婚姻习俗来说，这也并非十恶不赦的大罪，然而惠美押胜偏偏极端反感道镜，数次怂恿淳仁天皇向上皇进言，要将道镜赶出京去。
有传说惠美押胜也曾是孝谦女帝的入幕之宾，因此当上皇抛弃了他，转而钟意道镜后，他才会如此愤懑不满。总之，因为道镜问题，上皇和天皇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天平宝字六年（762年）六月，上皇从隐居处迁回平城京，并宣布剥夺淳仁天皇的权力，国家大事和人事赏罚都由自己颁诏施行——退位的天皇以上皇之名重掌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日后“院政”的滥觞。
淳仁天皇和惠美押胜为了反击上皇的专断，开始秘密策划，由押胜一族控制了禁卫军的指挥权以及近畿地区数国的行政权。天平宝字八年（764年）九月，淳仁天皇任命惠美押胜为都督四畿内、三关、近江、丹波、播磨国兵事使，并命令以上地区每国征召二十人以充禁卫。押胜秘密下达了每国征集六百人的动员令，以演习为名聚集和训练士兵，准备起事。
惠美押胜犯了一个大错误，想要打击上皇势力，早在孝谦上皇返回平城京的时候就该动手了，等到上皇重掌政权两年以后再想发动政变，时机已经错失，人心早就转向。果然，计划被告发，上皇立刻派山村王到中宫院夺取了御玺，旋即宣布押胜为逆贼，剥夺其官位和俸禄。这是九月十一日的事情，当晚，惠美押胜逃出平城京，首先想要逃往近江，后又转道越前，都被上皇派人截断了去路，他进退失据，最终于十八日在高岛郡的胜野鬼江附近被逮捕，就此人头落地。
押胜一族及其党羽被孝谦上皇斩杀殆尽，就连淳仁天皇也无法幸免，十月九日遭到废黜，随即被流放去了淡路岛。上皇再次登上天皇宝座，史称称德女帝。随着惠美押胜之死，藤原南家也就此衰弱了。
●法王道镜
称德女帝复位的次年（765年），改元天平神护，随即任命道镜为大臣，称“大臣禅师”。按照女帝自己的说法：“朕以出家人为帝，当用出家人为臣。”于是当年闰十月，竟然升任道镜为太政大臣，第二年更封其为法王。
称德女帝和道镜法王，两人的生活极度骄奢**逸，虽然将吉备真备等人重新召回都城供职，朝政却不但没有丝毫的起色，反而日益倾败下去。日本有史料记载，女帝和道镜夜则同寝，道镜衣食住行都等同于天皇，两人同受百官朝贺。虽说以日本的风俗并不严禁婚外情或者和尚娶妻，但天皇不同于普通百姓，这种行为肯定会招致各方议论的。大概是为了堵住众人之口吧，称德女帝公开下诏，严禁有妇之夫另爱第三者，并且取消了传统每年正月举行的青年男女表述衷情的踏歌会。
称德女帝沉湎于放纵的生活中，根本无心治理国事，道镜因此觊觎天皇宝座，他暗示官吏上奏，说在宇佐八幡神宫得到了神谕：“道镜即位，天下太平。”位于九州的宇佐八幡神宫乃是神道教的著名寺社，影响力很大，因此称德女帝派和气清麿前往确认神谕。和气清麿临行前，道镜悄悄把他拉到一边，许诺说如果自己能够胜利当上天皇，就让清麿做太政大臣。然而和气清麿毫不理会道镜的封官许愿，数月后即带回神谕，明确宣告说：“我国从天地开辟以来，就是君臣名份森严之邦，从来没有过以臣为君的事情。如果无道小人竟敢觊觎神器，定为神灵所不容。应该早立皇嗣，并将无道之人清除出去！”
这是769年之事，第二年八月，称德天皇就驾崩了，临终立天智天皇的孙子白壁王为东宫。十月，白壁王继位，改元宝龟，即光仁天皇。失去靠山的道镜和尚也被灰溜溜地赶出了京城，前往偏远的下野国担任药师寺别当（僧职）去了。
光仁天皇立称德女帝的妹妹井上内亲王为皇后，立他户亲王为东宫。然而井上皇后和她的姐姐一般荒**，传说某次和天皇下棋赌赛，双方约定输方要向赢方推荐美男或者美女，结果光仁天皇输了，皇后就一再索要美男，不肯罢休。光仁天皇无奈，只好去和藤原百川商议对策。
惠美押胜虽然败亡，当时朝中显贵，仍有相当一部分是藤原氏的子弟，比如左大臣藤原永手（北家）、内大臣藤原良继（式家）等等，但权力最大也最有智谋的，还得算是式家的藤原百川。
藤原百川早就对井上皇后和他户太子的荒**跋扈恨之入骨，于是设计让天皇把亲儿子山部亲王推荐给皇后。等到正当盛年的山部亲王和年过五旬的皇后干柴烈火，打成一片以后，藤原百川趁机密奏说皇后想要“咒杀天皇”。已经对皇后所作所为厌恶到极点的光仁天皇毫不犹豫，立刻废黜井上皇后，两个月后又废黜了东宫他户皇子。藤原百川继续施行自己的计划，据说花费了四十多天劝说天皇，终于使天皇于次年也即宝龟四年（773年）元月，正式下诏立山部亲王为东宫。
天应元年（781年）四月，光仁天皇让位于山部亲王，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桓武天皇。延历三年（784年），桓武天皇迁都到长冈，延历十三年（794年）再迁葛野——葛野的新都称为平安京，日本从此进入了“平安时代”。
日本人的氏、姓和苗字
说到日本人的姓氏，首先要从中国人的姓氏谈起。请问，商鞅姓什么？姓商？错。姓卫？错。姓公孙？更错！因为中国上古，姓和氏是分开的，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所谓姓，指的是一个人的血统（当然只有贵族才有闲空研究或者附会自己的血统），而氏，则代表此人的身份地位。商鞅是卫国的公族，卫是周朝的同姓诸侯，所以商鞅的姓，应该是周的国姓——姬。他是卫国人，所以以国名卫为氏，称之为卫鞅；他是卫的公族，所以也称为公孙鞅；仕秦被封在於商，所以也称商鞅。这卫、公孙、商，正是他的氏。再如，姜子牙姓姜，但是吕氏（大概是出生地）、太公氏（被周武王尊为太公）；秦始皇姓嬴，但是赵氏（生在赵国）、秦氏（秦的国君）。诸如此类。
男子主外，平常使用能代表其身份地位的氏而不用姓，商鞅虽然姓姬，但不能叫他姬鞅，秦始皇虽然姓嬴，但叫他赢政就大错特错。只是这一姓、氏分开的制度，汉以后就逐渐被大家遗忘了，姓、氏逐渐合流。
日本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氏指的是出身氏族（日本古代的氏族并不一定由血缘关系所组成），姓则指的是大和朝廷赐予氏上等贵族的称号，比如臣、连、造等等。这种“姓”其实含有种姓的意味，以区别氏族地位的高低。其后出现的赐姓如藤原、橘、源、平，等等，严格意义上来说仍然是氏，而不是姓。贵族男子正规的称呼，必须姓氏叠用，比如“藤原朝臣九条兼实”，藤原是氏，朝臣是姓，九条是苗字（苗裔之意），兼实是名。
苗字又是什么呢？苗字是代表一个氏姓的分家的意思，可以有多种来源，比如地名、官名、庄园名，等等，苗字经常可以更换，其实更象是中国古代的氏。打比方说，武田苗字出于源氏的新罗三郎义光，其后裔一支任甲斐守护，如武田信玄，一支任若狭守护，如武田元光。再比如，战国名将中，有不少称北条苗字，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名门平氏的北条之后裔：北条早云祖孙三代，出身低微，来源不详，为了名正言顺称霸关东，而冒苗字北条；大将北条纲成，本是今川家臣福岛正成之子，因为娶了北条氏纲的女儿，而赐苗字北条，是冒称之冒称；上杉谦信麾下名将北条高广，其实本来的苗字是毛利（他的家徽也是一文字三星），只是以所领北条庄为新苗字，才变成了看似显赫的北条氏……
不过，古代日本的平民百姓都是没有姓的，要到近代明治维新以后，才强迫人人都必须有姓，从而大多毫无本源地生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