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延续了整整一年半的戊辰战争终于结束了，但这只是“明治维新”的开端而已。从此日本就从古代进入了近现代，向着一个谁都难以预料结局的新方向迈开大步。西南藩阀掌控的这个明治政府，就其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协力强国而又勾心斗角的政权，是一个封建残余浓厚而又希望全盘西化的政权，也是一个军国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政权。它将给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带来什么样的悲剧呢？高杉晋作是想不到也看不到了，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却用他们自己的笔调，描下了这个悲剧的开端……
“赤报队”的悲剧
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将日本带入近代社会的明治维新，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戊辰战争，前后不过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而已，然后就是漫长而艰难的制度改革、经济改革阶段。对比世界各国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往往血流成河，战争旷日持久，新旧势力反复占据上风，日本的这场革命无疑要迅速得多也温和得多。然而，不管采取了何等过激的手段，各国革命中总能让人看到虽然可能很幼稚也可能和僵化，却总闪烁着宝贵的理想主义的光芒。这种光芒在日本是很微弱的，明治唯新中罕有一心为国的充满理想主义的仁人志士——偶尔有，也都被毫不留情地干掉了。
就以“赤报队”和相乐总三为例吧。相乐总三原名小岛四郎左卫门将满，是下总国相马郡乡士小岛兵马的儿子，通称四郎。受到樱田门外事变的影响，年仅二十二岁的四郎萌生了尊王攘夷，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念头，于是拿出家中所有积蓄招募同志。文久二年（1862年），他加入了“慷慨组”，在上野国赤城山起兵倒幕。
这次起兵失败后，四郎逃归江户，不久后又加入水户“天狗党”，在筑波山举义。“天狗党”遭到镇压，四郎在江户也存身不住，于是东上京都，在那里认识了萨藩的尊王派首脑西乡隆盛和土藩的尊王派首脑坂垣退助等人。庆应三年（1867年），西乡隆盛派四郎秘密潜回江户城，组织“浪士队”，骚扰德川幕府统治的中心区域。“浪士队”的种种举动使得幕府大怒如狂，于是在强硬派幕臣小栗上野介忠顺的指挥下，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幕府军攻击并烧毁了江户萨摩藩邸——这是戊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战争爆发后，四郎率领“浪士队”的同志重新在京都集结，并且奉侍从绫小路俊实、滋野井公寿为主，组成了“赤报队”，四郎改名相乐总三，担任“赤报队”一番队的队长。“赤报队”领自新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作为东山道方面军的先锋，率先进入信浓、上野等国，一路宣扬新政府的仁政，号召附近诸侯归附，联兵倒幕。
然而，到了庆应四年（1868年）的一月下旬，京都却开始流传出“赤报队”“恐吓民众，掠夺财物”的谣言，听到这种谣言，已经进入信州的“赤报队”二番队、三番队在两位公卿头子的率领下，立刻转身跑回了京都。相乐总三茫然无措，于是孤身前往东山道总督府去澄清谣言。
就趁着相乐总三离开的机会，信州各藩纷纷对“赤报队”发起突袭，将其半数杀死，半数逮捕。等到总三在东山道总督府申诉成功，乐呵呵回到信州的时候，不禁被眼前的情景给惊呆了。经过他反复游说和催促，各藩终于答应将所逮捕的“赤报队”一番队队员全部释放——但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而已，“赤报队”的彻底覆灭就在眼前。
原来，有关“赤报队”“恐吓民众，掠夺财物”的谣言，根本就是新政府派人放出去的，其原因就在于新政府财政拮据，无法承担庞大的军事开销，被迫向三井等大财阀借款，而这些大财阀为了聚敛钱财，根本上反对“年贡半减”政策。基于这一因素，新政府不惜食言而肥，失信于天下百姓，“赤报队”就此变成了可悲的政治牺牲品。
庆应四年（1868年）三月，东山道总督府突然逮捕了再度前来申诉的相乐总三及“赤报队”残余队员，随即以“伪官军”的罪名将总三及其亲信八人在信州下诹访处以斩刑——相乐总三享年仅三十岁。明治政府是以此向农民们表示：政府根本就没有发出过“年贡半减”的承诺，这都是“赤报队”这些伪官军混淆视听的谣言。咱们仗照打，幕府照倒，年贡照收，以为在新政府统治下农民们能过好日子，那只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一直到六十年后的1928年，日本政府才终于为相乐总三和“赤报队”恢复了名誉。这一场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冤狱，非常鲜明而透彻地揭示了明治维新以及维新政府的垃圾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