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黄茂才当值日，春节到来之前，李磊、徐贵林和其他特务不在，难友们通过黄茂才把后山警卫连的邬连长找进牢房内院，由陈作仪、何雪松出面进行谈话。两位同志晓以大义，希望邬连长认清形势，等时机一到，便起义投诚。几天以后，又选择了一次放风的机会，让黄茂才再度把邬连长找进来，由韩子重、刘石泉继续做工作。邬连长对难友们的指点、开导表示领悟，对革命事业表示同情，但以此事非同小可，一旦事败，定遭杀头之祸而婉言谢绝。难友们见邬连长思想处于犹豫之中，正欲继续做他的工作，不料几天后，邬连长便被调走了。策反虽未成功，但黄茂才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得相当不错。
1948年12月，新四军战士龙光章，不堪徐贵林的虐待，在狱中病逝，难友们决定为他举行追悼会。筹备追悼会的时候，难友们欲书写挽联，扎制花圈，苦于没有纸笔，黄茂才设法将纸笔墨砚秘密地送到牢房里。
何雪松的妻子莫凌志，在丈夫被捕后，贫病交加，稚子弱女，嗷嗷待哺，处境相当困难。通过黄茂才两次传书带信，莫凌志一家才在刘德惠（因许建业失误而被捕，后牺牲于渣滓洞大屠杀）妻子的接济下，度过了贫困危机。
曾紫霞的同班好友况淑华（解放后在西安市科委工作），是重庆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也是地下党员，况淑华的上级领导是中共沙磁北碚区领导小组长刘康，黄茂才按照曾紫霞的嘱托，以进城休假为名，多次奔波于中一路协合里4号和重大女生宿舍，将一封封秘密信件面交况淑华，直接沟通了狱内党员和狱外组织的联系。
渣滓洞是不允许囚犯会见亲友的，可是黄茂才利用自己的身份，巧妙地安排了地下党员李玉钿（解放后在四川省妇联工作）与她弟弟见面。他还进城给江竹筠捎回寄养在狱外的儿子彭云的照片。狱中的难友们争相传看，尤其是江竹筠激动得热泪盈眶，悲喜交加。
一年半的时间里，黄茂才为难友们送了上百封信，同时还用自己的或难友们的亲戚朋友资助的钱买书报带进监狱，除《新民晚报》《大公报》《国民日报》《中央日报》等外，还带进《社会发展简史》等进步书刊和药品等物。
黄茂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难友们的信赖，江竹筠曾给黄写过一张这样的纸条：“小黄，你的行动已经证明你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都替你高兴，希望你一如既往为我们多做事。将来人民的新政府一定会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春节到来之前，一天放风时，值日官黄茂才像往常一样在院坝里来回踱步。
忽然，身后轻轻传来一声轻唤：“小黄。”
他回头一看，是曾紫霞，便警惕地看看左右。
曾紫霞悄声说：“难友们想在春节那天搞个联欢活动，庆祝一下，派我来同你商量。”
“庆祝啥子？”
“庆祝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胜利呀！国民党马上就要垮台了，能不高兴吗？”
黄茂才想了想，告诉曾紫霞先不要声张，等他弄清楚了李磊和徐贵林春节那天回不回家。如果他们中有一个留在所内，这事就肯定办不成，如果两人都不在，他争取那一天能当班，这事就成了。
除夕这天，李磊和徐贵林两人都进城回家去了。黄茂才果然争取到了大年初一当班。所长、看守长一走，他这值日看守便成了所里的最高主宰。
初一这天上午，黄茂才跑上跑下，把楼上楼下所有的牢房门全部打开了，宣布过年放假一天，大家在监狱内自由活动。
很快，一间间牢房门口都贴上了春联，女牢门前贴的是“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楼一室贴的是“歌乐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参禅”，楼二室贴的更有意思“看洞中依然旧景，望窗外已是新春”，横额是“扭转乾坤。”
紧跟着，大家都汇聚到了院坝上，互相抱拳鞠躬拜年。还有好几个人拿起脸盆敲得当当响，更给联欢会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女牢的江竹筠、曾紫霞、杨汉秀等人用彩色被面披在身上，扭起了秧歌，还唱起歌来：
解放区的天，
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难友们的联欢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尽兴而归。
其间，黄茂才一直守在监狱门口，阻止他人入内。狱外站岗巡逻的警卫连的士兵见有值日官坐镇监视，也就不加过问。
但这事第二天一早就被李磊知道了，他把黄茂才叫进办公室，拍着桌子大叫大嚷：“谁叫你准犯人在监狱里唱歌跳舞的？如果今后再这么胡闹，小心你的脑袋！”
由于黄茂才经常与曾紫霞接触，看守中竟传出了这样的流言，说黄茂才是被这位年轻漂亮的大学生囚犯给迷上了，单相思。甚至连不少不知内情的难友也持有这样的看法。“文革”中，曾明霞也因此遭受了许多磨难。
1949年11月20日，也就是大屠杀开始前的一个星期，黄茂才被视为不可靠分子遭到资遣，告别了一年多以来朝夕相处的难友们。难友们与黄茂才的心情一样沉重，黄茂才离开渣滓洞那天，他（她）们趴在风门口默默地注视着他，眼里含着惜别之情，为这位忠诚的朋友送行。
半个世纪后的1999年金秋时节，已经74岁的黄茂才被重庆电视台邀请赴渝，在该台的金牌栏目龙门阵上与傅伯雍（“11·27”大屠杀渣滓洞脱险志士、身中两弹未死）、刘康（当时沙坪坝、磁器口党的负责人）聚首，三位古稀老人，面对现场和屏幕前的千万观众，回首往事，热泪滂沱。
原来，黄茂才被资遣时，狱中党组织曾给他一封信（即胡其芬烈士的《最后的报告》），让他到沙坪坝某处找某人，此信不仅通报了狱中的警卫情况，希望外面的地下党组织武装力量趁国民党溃乱之际里应外合以施营救行动。并且特意嘱咐组织上见信后安排送信人蓝先生今后的生活。
可是，黄茂才把这信送到时，那秘密交通点的一位妇女见他穿着国民党的黄皮子，害怕中圈套，由于过于警惕，始而不允他进门，继而见信后便进了屋，许久没有出门，好像把黄茂才忘记在了走廊里。
黄茂才在门外呆了一会儿，不愿给人添麻烦，便径自离去，到储奇门码头登上轮船，回到了荣县老家。
刘康见信后，回头再寻找黄茂才，已是难见其踪影了。
黄茂才回到荣县老家，依旧以务农为生。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黄茂才被荣县公安局收审。他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的经历。听说黄茂才曾在渣滓洞当过看守，审查人员大吃一惊，脸色立即严厉起来。“什么？你在渣滓洞那样的人间魔窟里干过？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在那里面干了些什么罪恶勾当？”
“我说的全都是实话，我与江竹筠、曾紫霞、何雪松都有联系，冒着被确砍脑壳的危险帮共产党送过许多信，办过许多事。”
“他妈的，渣滓洞、白公馆的特务都是反动派严格挑选出来的，你这种死心塌地反对共产党的家伙还会帮共产党的忙！江姐早就被你们杀掉了？你们在渣滓洞、白公馆杀了我们那么多的共产党员，你居然还想来卖乖讨好！”
“啪！”黄茂才脸上重重挨了一记耳光。
“你老实讲，你在‘11·27’大屠杀中杀害了我们多少革命烈士？”
“冤枉！我是在大屠杀之前的一星期被资遣的……”
“你狡辩！把资遣证拿出来看。”
“搞丢了。”
实际上是镇反运动开始后，黄茂才害怕别人拿到他过去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事的证据，悄悄烧掉了。
“当时国民党到处抓丁和我们共产党打仗，还会主动放你这个特务走？瞎扯蛋！”
就这样，黄茂才被罚跪、鞭打，最后在重压之下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