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得报后，把张志和叫到他家中训斥了一通，埋怨张志和平时纵容共党，姑息养奸，以致酿成今日之乱。并要他火速赶回江津，严厉处置。
张志和回到江津，团营长们顿时就把他包围了，逼着他把关在牢中的100多名造反官兵和江津地下共产党的人全部枪毙。
此刻张志和高坐在大堂之上“监斩”，他想到此事的前前后后，内心的复杂、痛苦、以及愤忿之情可以想象……
枪声不断地响着，被俘起义士兵5人一批接连倒在了血泊之中。地下党的同志则被押来陪杀场。
当第9批士兵被押上来时，张志和看到里面有师部录事李崇实和江国勋。
刽子手举枪欲对他们射击时，两人向着张志和大喊起来：“副师长，救命啦！”“副师长，我是李崇实啊！”
张志和再也坐不住了，沉下脸喝道：“把李崇实、江国勋给我押到一边，我要亲自审问处置，抓出他们的后台！”
当夜，魏镛与参谋长兼江津县长刘中生杀害了48名起义士兵，又把其余被俘士兵的脸上刻字，涂上蓝靛，驱逐出境。地方县委的龚秉仁、龚慰农、曹泽芝均被判处1年至6个月有期徒刑。
在张志和的鼎力相助下，李崇实、江国勋得救了。出狱后，他俩曾三次去找张志和。第1次去师旅部时，周副官给他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1、立刻出境，不准在此逗留；2、凡是亲友熟人，半年内不准通信；3、已垮的组织暂不恢复。第2次，他们在晚上12点以后去了张志和公馆。张与他们见了面，批评他们莽撞行事，给革命造成不可挽回之损失，并抱怨省委将他视作外人，在他的部队里举事，竟然避着他这个共产党员。第3次去，张志和给了李崇实50块银元，江国勋30块银元，要他们尽快离开江津。
江津“9·3起义”失败后，省委根据脱险回去的项鼎(2)、李克俊的汇报，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是张志和思想右倾，政治上不可靠。二是于渊临阵脱逃，放弃指挥。省委做出决定，将张志和、于渊二人开除出党。
不久，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将江津起义作为教训，严厉谴责了张志和与于渊(3)二人。
笔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史书上理当重重地镌刻下“张志和”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字。
江津兵变失败后，共产党开除了张志和的党籍，刘文辉则削去了他的统兵大权，但因两人私交甚笃，遂将他调回成都，改任四川省兵工厂总督办。
1934年初至1935年春，张志和前往印度、新加坡、埃及、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波兰、苏联诸国考察，深感“眼界洞开，颇有收益”。
为了了解日本，他又去日本考察了近半年，与住在千叶县的郭沫若过从甚密，并从经济上给郭以帮助。回国后，去两广，向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胡汉民介绍日本情况，鼓动他们积极抗日，并说服他们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抗日民主”。后者表示接受第一点，不接受第二点。胡汉民态度尤为强硬，将口号改为“抗日反共”。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不久，李一氓突然来到成都，对张志和说，毛泽东极想见他一面，望能即刻去延安。
听到这一消息，张志和悲喜交加，悲的是他被开除出党并被党中央机关刊物点名批判的经历；喜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居然会专门派李一氓同志来成都请他赴延安——这不仅是荣誉，更让他感动的是信任啊！
张志和与李一氓坐飞机到西安后，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在武汉久别的林伯渠。林老为他安排了专车，而刚刚从南京监狱释放出来的张琴秋与前往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贝特兰这天早晨也与他同时出发，却只能安步当车，这让张志和十分过意不去。
到延安后，张志和被安排住在外交部招待所。除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分别亲切会见他外，不定期安排他参观了各机关的学校，在此期间，毛泽东让李一氓先给张志和一本用连史纸印刷的有关红军在江西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战史以及第5次反围剿失利的教训的材料给他阅读。张志和也托李一氓送给了毛泽东两部书，一部是他和陈静珊出资在上海创办的辛垦书店翻译出版的克劳塞维茨大将著的《战争论》，和他著的《现代战争论》。
9月21日傍晚，李一氓通知张志和，毛泽东约他当晚面谈。
晚饭后，李一氓陪同张志和来到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进得毛泽东窑洞后，李一氓便离开了。毛泽东与张志和虽是第一次见面，却亲切若老朋友。两人对坐在茶几两边，茶几上摆有茶点招待。“主席一面同我谈话，一面喝着白酒，吸着香烟，态度随和亲切，胜似家人骨肉”。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张志和的谈话，认为重要的，马上在一个白纸本上记下来。最使张志和感动的是，当谈到1936年在上海创办辛垦书店，他曾以“李凡夫”为笔名主编过《研究与批判》杂志时，毛泽东居然马上从书架上找出了一本《研究与批判》！
张志和向毛泽东谈了他毕生的重要经历，唯独避开了因江津起义被开除出党这一段历史。谈话进行到凌晨，毛泽东毫无倦意，最后，毛泽东交给张志和一项重要的秘密任务。他说：“你莫看蒋介石现时对我们还好，这是靠不住的，将来他一定会打我们的，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被这种假象所迷惑。蒋介石与各地军阀是有矛盾的，你与四川军阀的关系最深，刘文辉、邓锡侯都是你在保定军校的同学，又一起共事多年，私交甚笃，你应该去策动他们。第一步要影响他们不要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不要认真与我们作对，只是随便应付一下；第二步要争取使他们在今后的国共战争中保持中立；第三步呢？当然最好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共同革命。志和同志，这项工作很重要，中央对你是寄有厚望的。”
张志和感谢中央对他的信任，但他同时又向毛泽东倾吐了他不愿意回四川过军阀生活的心情，要求留在延安工作。
毛泽东说：“白区党的组织已多被敌人破坏，我们眼下正力图加强秘密战线的力量，而四川，以后肯定是最重要的地区。以你在四川军政上层的地位和关系，是我们最理想的人选。留你在延安，岂不是抑长扬短了么？”
听毛泽东这样一说，张志和只好放弃了留在延安的想法，说：“那我就遵照主席指示，努力去干吧。”
天色破晓，毛泽东送张志和出了窑窑洞、院子，叮嘱他事关重大，一定要注意保密，而且在政治上一定要保持灰色。
10月20日，张志和参加了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纪念大会和陕北公学的开学典礼。与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并排坐在主席台上，而且在这两次会上，他都应邀发表了演讲。
离开延安前，毛泽东还送了张志和一张自己的照片，亲笔题字称他“志和同志”，落款是毛泽东。
回到成都后不久，毛泽东果然派邹风平同志(4)到成都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恢复张志和的党籍，今后在张曙时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8年春，第7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武汉突然逝世，川省盛传是被蒋介石派特务毒死的。蒋介石派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川军各部以曾任过刘湘老师的王陵基为首群起反对，声言拒绝国民政府迁川。中共中央认为大敌当前，川军反蒋实不利于抗日救国，指示张志和劝告王陵基反蒋实为亲者痛仇者快之举，动员王陵基率川军出川抗战。张志和做了大量工作，终于说服了王陵基。
王陵基同意出川抗战后，即请张志和做代表去重庆，与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商妥，将王部改编为第30集团军，王陵基任总司令，开赴江西作战。王并请张志和出山，担任该集团军总参谋长，与他共挑重担。张志和征求党组织意见，张曙时写下一函，要张志和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亲自汇报此事。张志和即赶到汉口，与周恩来、叶剑英见面，待向毛泽东去电请示后，同意张志和出任30集团军总参谋长一职。
川军武器窳败，在瑞昌与敌一接触便遭重创。王陵基受到蒋介石“撤职留任，以观后效”的处分后，意志十分消沉。张志和恪尽职守，积极协助王陵基指挥作战。当麒麟峰战况激烈时，张志和与王陵基各在火线指挥战斗。在日军连续数日的疯狂攻击下，川军伤亡惨重。王陵基动摇了，在电话中命令张志和率军后撤。张志和大惊，从公私两方面痛陈利害，晓以大义，要他血战到底，抓住时机将功补过，倘若再退，必将遗臭万年，“即便战死，也不愧为中华民族之千秋英烈”。在张志和强有力的鼓励下，王陵基终于下定决心死战，并将预备部队悉数投入，最终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将敌阻于武宁以东，未能陷我长沙。麒麟峰之战转败为胜，成为当时重大新闻。王陵基也由戴罪之身一变而为民族英雄，处分自然也随之撤销了，并且受到褒奖，出尽了风头。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与政治部第3厅厅长郭沫若亲到武宁前线慰问劳军。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写到了这次慰问的经过，以及他与老友张志和在火线重逢的情况。
装备、素质均落后于中央军的杂牌队伍也能打败日本人，这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叫戴笠派人去调查，得知该部“战地军官训练团”曾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作为主要的训练教材，并查明负责训练团的是张志和，遂怀疑张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密令王陵基让张志和离开部队，王感到左右为难，抗令，他不敢；执行，于情于理他都说不过去。一者，张志和是他恭请出山的，并且在麒麟峰一役挽救了他，使他由懦夫摇身一变成了英雄。二者，张志和与延安方面有关系，请来有共产党背景的军官到军官训练团担任教官等情形，他早就知道，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利益，所以睁只眼闭只眼，从不过问。
怎奈老蒋这次催逼得紧，王陵基无法推诿，只好将内幕如实向张志和说了。张志和得知情况后，方想起毛泽东当初叮嘱他“政治上保持灰色”的重要性，正因为忽略了这一点，才酿成今日之被动。
张志和只好离开部队，回到了成都。
1941年，张志和奉周恩来的指示，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大同盟。这一期间，除了参加民盟的活动，张志和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争取保定军校的两位老同学，刘文辉、邓锡侯，以及另一位重要人物潘文华身上。他介绍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张友渔等同志先后为刘文辉讲授政治经济学及国际形势等，以提高刘文辉的政治认识能力，使其免受蒋介石的愚弄、利用。他还安排刘文辉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家中与周恩来第一次秘密会见。从那以后，刘文辉与中共的关系，也就由一般联系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刘文辉、潘文华两处可直接与延安通报的秘密电台，也是张志和向周恩来报告后派去的。设在雅安刘文辉军部的电台，由中央派去的王少春夫妇负责，一直工作到刘文辉宣布起义，历经八年而未遭军统破坏。
张志和做的是秘密的革命工作，过的却是令革命者深恶痛绝的奢侈生活。他那坐落在陕西街72号的张公馆（今四川省劳动人事厅大院）如同一个精巧雅致的大花园，每天总是宾客不断，名流汇集。每日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他出门不是私人汽车便是专用包车，频繁地与达官贵人们往还酬酢，或玩牌，或吃酒，或跳舞，或打猎。家中分别雇有西餐大厨与中餐大厨，就连革命阵营中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也视他为典型的反动军阀。
张志和对此也十分厌倦，有一次，王明、吴玉章、林伯渠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回延安路经重庆时，张志和在家中尽地主之谊，席间，张志和郑重地向他们提出不愿再过这种腐化生活，想到延安为党工作。三人一致认为，再难找到具备他这样条件可与川康高级将领接触的人选，不允所求，嘱他应继续在川工作。
张公馆门前车水马龙，院里鱼龙混杂，连后来成为军统大特务，当时在西昌行营情报处任处长的徐远举每到成都，也必去张公馆走动，既能吃喝玩乐，也能借机结识许多上层人物。那时的徐远举，不过30来岁，瘦高个子，眉浓眼狠，鼻梁也高，来时常穿未带肩领章的美军重磅黄咔叽军便服，腰围金灿灿子弹带，斜吊着一支大号左轮手枪。张夫人李琏芳对他却不客气，见了他那副样儿，就当着其他客人的面对他吼道：“徐远举，你是到我家来耍的嘛，做起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儿干啥子？安心把客人都给我吓起跑嗦？赶快给我收捡起来！”
挨了骂，徐远举还得笑嘻嘻地答应着，赶紧把手枪和子弹带取下来，放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