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
所长摇摇头说：“但是，你想想你对康泽，是不是也做得太过分了一些呢？你是一组之长，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先得严格地检查一下自己，这要求恐怕不算过分吧？”
邱行湘不敢与所长争辩，只好点头称是。
待回到宿舍，他把稿子揉成一团，正要扔掉，范汉杰拿过去一看，阅毕，对邱行湘说道：“你还算有脑筋，没有把它贴出去。要不然你会吃亏的！你怎么敢骂他猎狗呢？你骂徐远举猎狗无非是两层意思，一层无非是说他当过军统头子，是蒋介石豢养的猎狗，可是我们这些人谁不是蒋介石豢养的猎狗呢？何况人家姓徐的向共产党交代过特工、电台机密，对解放大西南有过特殊贡献。你骂他猎狗可以，要是他问你谁是猎狗的主人，我看你只有哑口无言了。”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指出：“……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我们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该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
这些话，犹如一股春风，吹向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使战犯们看到了向善希望，增强了弃恶从善的信心。
“白日常开笑口，夜里有梦皆甜”，便是沈醉在这个时期写下的诗句。
在北京战犯管理所的劳动，主要是培养这些人的劳动意识，从事的也仅是一些轻松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挑饭菜开水等，并采取自动报名、量力而行的办法，听凭自己选择一项或两项，自己认为身体不好或对这些不感兴趣时也可以不参加。
沈醉在劳动中是比较积极的。他开始参加缝纫组，后来成立理发组，他又到理发组，相比来说，理发组是人们不太愿意干的活，认为给人理发太脏，站着也累，但是沈醉却自告奋勇。
他在1958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旧社会的剃头匠是最下贱的，可是重新做人，我情愿从最下贱的事情做起。我这句话也许不对，因为新社会的劳动没有贵贱之分，剃头匠被称为理发员。今天上午为王陵基补了一条裤子，还为十几位同学理了发，当看到自己的手理出个个漂亮的头来的时候，心情是多么的高兴啊！”
当然，对于沈醉这样的人来说，理发也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学习理发时，闹过不少笑话。开始使用手推剪，一不当心，往往把别人的头发连根拔了出来，而不懂得一定要慢慢地把推剪提起来。因为人们使用的都是用旧了的工具，经常把头发夹在剪子里没有剪断。因此一面剪，一面便听到不停地发出“哎唷”之声。
后来，沈醉不断地琢磨，慢慢地总结出了一套经验，竟成了狱内有名的理发师。
1958年10月，战犯管理所决定组织战犯们去所外农场进行一次农业方面的锻炼和农村生活的体验。去的条件一是身体状态要好，二是自愿。年老身体不好和自己不愿意去的，继续留在管理所，还和过去一样，边学习边搞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结果战犯们的踊跃程度大出管理所的预料，而且许多人要求还很坚决。年逾古稀、又有高度近视的王陵基，居然也争着要去。
这些过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经过十年的改造，他们的心开始复苏了，他们要用自己的汗水去洗涮过去的罪恶。在他们人生决战的第二次回合中，他们的精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战犯们来到秦城农场后，发现这里的条件之好令他们事前难以想象！既无围墙，也无铁门、铁窗，房间宽敞，明亮，四五人住一间，睡的是通铺，和管理干部一样。伙食也好，菜品的花样多，副食也丰富，比功德林强多了。但既是犯人，自然也有相应的规定，其中一条是：夜里解便时须两人同行。
沈醉让这条规定弄得很苦。睡在他旁边的原保密局北方区区长王振山是个回民，平时大家吃猪肉时，伙房得专门给他准备一份牛羊肉。有一天休息之前，沈醉先回去挑饭菜，那天是吃红烧肉，也给王振山带回了一份回民肉食，可万万没有想到，他趁沈醉去喊人吃饭，无人在场之际，他却偷着将桶里的红烧肉大吃了一顿，由于吃得太多，夜里肚子就出问题了，一连拉了7次肚子，又不敢违规，每次都把身边的沈醉喊起来陪着他，弄得沈醉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