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座北方旧工业城，城边的烟囱已经停了大半，厂区围墙上爬满了枯藤。老职工家属院没有门禁，楼道里的墙皮一层一层往下掉，晾衣绳上挂着几件被风吹得发硬的棉衣。
雷豹换成一个三十多岁的修理工，脸上贴了短短的胡茬，肩膀故意压低，走路时右脚略微拖地。
苏寒没有跟在他身边。
他坐在对面早餐铺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碗已经凉掉的豆浆。
雷豹站在一间修理铺门口，盯着卷帘门上方那块褪色的木牌。
木牌上写着“老周修车”。
他小时候没有父母陪着长大。
父亲的老战友把他从福利院接出来，带回这间修理铺，教他拧螺丝、换轴承，也教他在有人欺负时不要低头。
那个人不是他的亲生父亲，却替他交过学费，守过发烧的夜，也在他第一次离家时追到车站，把一只塞满零钱的布袋扔进他怀里。
卷帘门刚拉到一半，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弯着腰从里面钻出来。
男人比雷豹记忆里老了很多。
他把一辆自行车推到门边，蹲下去检查链条。手指上的油泥已经洗不干净，指甲缝里全是黑色。
雷豹走过去，蹲在另一边。
“老板，修自行车吗？”
老人抬头看了他一眼。
“修。链条断了？”
“不是我的。”雷豹把手里的旧扳手递过去，“路上捡的，想问问有没有人会修。”
老人接过扳手，在掌心掂了掂。
“外地来的？”
“嗯，跑运输的。”
“那你找错地方了。我们这儿只修车，不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