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民说：“像是被人驳倒过的，憋着一口气，又不敢明着骂，只能拐弯抹角地说‘少年躁进’。林砚秋连中六元，哪里躁进了？”
孙明远说：“可人家引了朱熹的注。”
赵思民摆了摆手：“朱熹的注怎么了？朱熹的注就一定对？我爹在府衙里抄了二十年的案卷，他说过一句话，判案子不能光看原告的状纸，还得看被告的辩词。这文章只引朱熹，不引郑玄，就是只让你看原告的状纸。”
周世昌听了这话，端着茶杯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有道理”。
赵思民把那篇文章折好，塞进自己袖子里，说：“我拿回去给我爹看看。他在府衙里待了这些年，知道的事比咱们多。”
孙明远和周世昌都没拦。
赵思民出了茶楼，没有直接回家，先去了府衙后街。
他爹赵书吏正在值房里整理案卷，见他进来，问了一句“你怎么来了”，赵思民把文章递过去。
赵书吏接过去看了一遍，放下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文章你别往外传了。”
赵思民问：“为什么？”
赵书吏说：“你爹我在府衙抄了二十年文书，见过的事多了。这文章明摆着是冲林状元去的，可林状元是圣上看重的人，六元及第，御赐文魁。文章骂他‘藐视古训’，可没骂朝廷，没骂漕运。这个节骨眼上，咱们赵家犯不着往里掺和。”
赵思民点了点头，把文章收好，没有再传。
可孙明远那边已经把文章传出去了。
他又抄了几份，分送给府学几个相熟的同窗。
一个叫刘子安的学生看了之后，把文章贴在了府学告示墙的角落里。
第二天早上，告示墙前围了一圈人。
有人念了一遍，有人皱着眉头看完走了，有人拿笔在文章旁边批了一行“断章取义”四个字。
批完之后又有人在那四个字下面画了一条线，旁边写了“何以见得”。
一来二去，告示墙的角落里就成了一个辩论的地方。
南昌府那边，文章是夹在公文里寄到学政衙门的。
学政衙门的周教谕，跟信州府的周松涛是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