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
平时两个都心疼。
方桌上已经摆好了。炒鸡蛋，拍黄瓜，一碟花生米。旁边搁着一瓶二锅头，是陈卫东上个月回来时带的，一直没舍得开。
今天开了。
“来。”陈妈给他倒上酒，自己也端起搪瓷缸子碰了一下，“咱家要出两个领导了！大儿子在部里当官，你在厂里当官——哈！”
陈建国仰头干了一杯。辣味顺着嗓子滑下去，浑身暖洋洋的。
“还没宣布呢。”
“我知道我知道。”陈妈坐下来，给他夹鸡蛋，“我谁都没说。”
陈建国看了她一眼。
整条胡同都知道了。“谁都没说”——她信她自己的。
算了。不追究。今天是好日子。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陈建国放下筷子，脸上的红晕不全是酒意。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展开，铺在桌面上。
空白的。
“下周一，车间大会。”他说，声音里的喜气下去了，换上一层愁云，“主任说让我上台讲两句。表个态。”
陈妈没听出门道：“那就讲呗。你又不怕人。”
“讲什么？”陈建国拿指头戳那张白纸，“我就上过五年学。让我抡锤子我能干一天不歇，让我写东西——”
他把白纸翻过来，又翻回去。还是白的。
“找卫东呗。”陈妈脱口而出。
陈建国沉默了两秒。
卫东搬出去了。住在部委分的宿舍，离这儿骑车四十分钟。平时忙得脚不沾地，三万台电烤箱的任务压着，哪有工夫管他这点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