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公司的决心。
“这不是某个bg或者某个bu的心血来潮吧？这是需要最高层的背书才能推动的。”
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郑总亲自听取过汇报，徐总、默总全力推动。这是公司级的战略投入。”
第二是法律上的可行性。
“在华国做国际化的开源基金会，有法可依吗？会不会做成一个怪胎？”
对方早有准备：
“法律团队和民政系统的专家已经论证了数月。
路径虽然新颖，但根基牢固，完全符合国家对于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的组织形式指导意见。”
第三是他最在意的主导权。
“如果让我出来，我不能只做个招牌。战略的方向、机构的气魄，我必须能参与塑造。”
他的职业生涯，核心就是谋篇布局。
对方没有丝毫犹豫：“请你出山，正是希望你来定义它的战略与灵魂。”
然而，当“华兴将开源核心基础软件”的风声不胫而走，内部率先炸开了锅。
质疑声从各个角落涌来：开源的边界在哪里？安卓体系的兼容代码如何处理？开源协议的法律风险如何规避？每一项都是足以让项目搁浅的大问题。
那段时间，杨博涛选择了暂时抽离。
他回到佛溪老家，关掉大部分通讯，让自己沉入开源世界的浩瀚资料中。
他研究阿帕奇如何从一个小团体成长为巨擘，剖析linux基金会如何平衡商业与社区。
深夜的书房里，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项目，更是一次构建“技术公益共同体”的尝试。
在这个设想中的共同体里，代码是开放的，协作是跨越藩篱的，成果是共享的。
一个月后，他带着更系统的思考和更坚定的决心返回。
但理想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筹备工作的繁重超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