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业务早就摸到了天花板。
5g之后是5.5g，5.5g之后是6g，技术越做越先进，但运营商的采购意愿越来越低。
全球通信设备市场的年增长率已经跌到了百分之二点三，连通胀都跑不赢。
终端业务也好不到哪去。
华兴手机虽然还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做到了老大，但之后直板机的创新进入了死胡同，用户换机周期从十八个月拉长到了三十六个月，销量一年比一年难看。
车bg倒是还在增长，但增速已经从巅峰期的百分之六十降到了百分之十五。
智能电动车的赛道越来越拥挤，价格战打得天昏地暗，利润薄得像刀片。
最要命的是，华兴那几年的内部管理出了大问题。
郑非退休之后，轮值董事长的制度虽然运转了十几年，但到了三十年代初期，这套制度的弊端开始显现。
特别是陈默主动退休以后，轮值董事长们就没一个能压住全场的。
几任轮值董事长风格各异，有的保守，有的激进，有的管得太细，有的放得太松。
战略方向在几个人手里转来转去，组织能力在不断的折腾中被消耗殆尽。
更要命的是，那几年华兴的人才流失非常严重。
一方面是因为外部的诱惑太大了。
互联网大厂、造车新势力、ai创业公司，都在疯狂挖人，开出的薪资和期权比华兴高出一大截。
另一方面是因为内部的晋升通道越来越窄，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在华兴看不到希望，纷纷选择离开。
徐平和左梦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两个人都是华兴的老人了，从郑非时代一路跟过来的，对这间公司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感情。
他们眼看着自己一手参与建设起来的商业帝国在短短几年内变得步履蹒跚，那种感觉，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生病却无能为力。
所以他们在2034年的秋天，联袂去了新疆。
陈默记得那天，喀纳斯湖上的晨雾还没有散尽。